具体来看，非正式程序运行的结果效率至少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各种非效率行为的克服；二是对交易成本的降低。就前者来说，经济法中的很多无效率行为，如垄断问题、外部性问题，在解决过程中都可以通过非正式程序的运用来获得更多的效率。其中，反垄断法领域的非正式程序运用最为广泛，也最为成熟，无论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都有大量成功的非正式程序实例。就外部性解决来说，经济法的主要手段是税收（正外部性减免税、负外部性征税），显然，非正式程序在税法中应用也是较为成功的。至于交易成本克服[5]，经济法的主要手段是扩展信息，通过公共信息的增加来节约信息收集费用，这典型体现在信息披露制度之中。信息在经济法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市场主体需要借助相关信息来决定经营行为，规制与调控行为的展开也需要以相关信息为依据。在这方面，非正式程序本身可以看作一种自愿性的信息披露制度。

　　五、经济法非正式程序设置上的经济原则

　　非正式程序引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效率的考虑，要充分实现这一价值，在程序设置上，就必须贯彻程序经济原则[6]。

　　（一）程序经济原则的基本目标

　　程序经济原则主要着眼于程序设立与程序运行，如果程序设置合理，并且运行过程中充分贯彻经济原则，则结果就是有效率的。因此，程序经济原则的基本目标是降低运行成本，主要包括规制与调控成本及程序奉行成本。这里的目标是降低两项成本之和，而不能仅仅是其中的一项。换言之，为执法机关或市场主体一方节约成本，却给另一方带来不便的非正式程序，并不一定符合经济原则的要求。因此，非正式程序在设置上，就不能单纯地考虑为某一方提供方便，程序的所有参与人，都应当可以分享非正式程序带来的好处。

　　对程序经济原则的基本目标，还可以作出更为直观的表达。如果抛开程序的适用主体，非正式程序的首要成本就是直接成本（direct costs），即程序正常运行所需的耗费。同时，如果非正式程序的适用发生错误，即在不该适用的领域适用或者适用产生一个错误的决定，还会产生一个错误成本（error costs）。基于此，程序经济原则的基本目标就是最小化直接成本与错误成本之和（DC＋EC）。与前面相同，这里也不是单独最小化其中一个，而是最小化二者之和。如果只试图最小化直接成本的话，错误成本可能会变高。同样的，在某一点上，为实现准确性而导致的直接成本的增加，可能比因准确性提高而带来的错误成本的节约要更大[7]。

　　上述直观表述是对程序进行经济分析的结果，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分析进路，因而这种过于简单的量化思路可能会遭遇批评。例如，在通常情况下，计算成本所需要的各种资料或资源很难获得[8]；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所追求的利益不能或很难用金钱来计算[9]；这种分析可能是法律程序过于追求经济目标，而忽视其他价值追求。基于此，有学者尝试了一种“多元价值的工具主义” （multi-value instrumentalism）的思路，提出了“道德成本”（moral costs）的概念。道德成本进路以程序结果的多个价值的最大化来评价程序，尤其关注程序运行对权利的保护或侵害[10]。在发生错误成本的情况下，如果错误使得相关主体的权利受到侵害，那么这种错误还会产生一个道德成本。换言之，道德成本产生于程序运行错误导致权利受损的场合，即只有存在权利受损，才会产生道德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