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保障特殊人群的法律不仅形成早，而且历代辗转相承，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这在同时期世界法制史上是少有的，突出地显示了中华法系的文明特质。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存留养亲，免死承祀的规定，也最能体现儒家亲伦精神与人道主义原则。所谓留养承祀，指按法应处死者是独子，或犯人父母老病无人奉养，可免死，使之回家奉养父母，不致绝嗣。《唐律疏议》中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21]，这条规定被明清律所继承。
(五)中华法系与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构成
中国自秦汉以来便形成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有着同源的文化，而且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交流与融合，正是超越一种一族的民族精神造就了绚烂多彩的中华文明，凝聚成厚重的“中华魂”。中华法系也如同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一样，由众多支流汇集成滚滚长江。
史载上古时期，华夏族以外的苗民，便已开始制定法律，所谓“苗民弗用灵，制以刑，爰始淫为劓、刖、琢、黥，越兹利刑并制，罔差有辞”[22]。其后黄帝灭其族而用其刑，使苗民的刑制发展成为整个夏商周三代通行的奴隶制五刑:墨、劓、刖、宫、辟，并沿用至汉初。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相继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权。同时根据统治广大中原地区的需要，结合本民族的习惯，制定了适用范围不同的法律，丰富了中华法文化的内容，甚至创造了为隋唐律所直接取法的法律范本。
唐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法律和习俗持认同态度，《唐律疏议》在处理化外人相犯时就提出这样的原则:“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在此条律文的疏议中特别提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唐律疏议》卷六“化外人相犯”条。）由此开创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不同的民族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适用本民族法律的先河。这条规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族法律的发展状况，以及在互相交流中不断地得到演进的历史事实。
在宋朝统治期间，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先后崛起，建立了辽、西夏、金等国，分别制定了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文化，又具有各民族特色的辽《重熙新定条例》、金《泰和律义》、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辽金律己佚，只有西夏国天盛年间制定的《改旧新定律令》保存完好。（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原文献藏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其详细程度为现存中古法律之最。法典总计二十余万，没有注释和案例，全部是律令条文，其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多方位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3](P.3－4)
至元代，在蒙古族的统治下，天下又合而为一。元朝统治的疆域空前辽阔，其法制的民族性、创造性更加明显。目前存留的《大元通制条格》既是中华民族法制史上重要的一部法典，又是蒙古族法制文化所达到的高度的代表。（《大元通制条格》是有元一代典章《大元通制》的主要部分，另外的《断例》、《指挥》已佚，但仅仅看条格部分，即可知元代法制的完善与独创性，目前比较好的点校本有方龄贵校注的《通制条格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以及郭成伟点校的《大元通制条格》(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