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督励官员公正司法，监察机关以司法监察为重点。早在秦统一后便于郡设置专职监察官———郡御史，驻郡监郡。唐朝御史台设监察御史，作为皇帝耳目之司，每巡按地方，则以纠视刑狱列为首项，大者奏裁，小者覆审立决。由唐迄清所颁布的监察法规中，司法监察均为核心内容，但是封建时代的司法监察是专制制度下的一种机制，往往受制约于皇帝的意志，因而其积极作用是有限的。
(四)中华法系与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说并存，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华法系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三纲六纪”。
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六纪”，一为诸父、二为兄弟、三为族人、四为诸舅、五为师长、六为朋友。这不仅涵盖了主要的社会关系，并且规范了人与人相处的法则和礼数。因此，季羡林先生曾评论说“因为自有社会以来，必然要有一种规则来维系，不然的话社会就会乱七八糟……《白虎通》的‘三纲六纪’把当时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规定了。”[10](P.87)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三纲六纪法律化为法典的基本内容，表现了中华法系儒家化的基本倾向。
其二，蕴涵“天下归仁”的人本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是一种相当理性的思维方式，其在法律上表现是为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
(1)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明德慎罚”是西周治国的基本理念。由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故提倡明德、尚德、敬德。至于“慎罚”则在于爱惜民命，使刑罚得中。这一理念经过数代儒家推演，发展至汉代，形成了完整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法制指导思想，并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认同。其原因就在于通过以德化民，将人们的思想、行为纳入德治的轨道，借以预防犯罪。同时，彰显法律自身潜在的教化作用，即所谓明刑弼教。如同儒家大师荀子所说:“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11]《唐律疏议》进而将德礼与刑罚界定为“本”、“用”关系，并以自然现象比喻其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需而成者也。”德礼重在导民向善，所谓“禁于将然之前”，刑罚重在禁人为非，所谓“禁已然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从统治经验中认识到“礼乐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惟有“以德化天下”，兼“明刑制具以齐之”[12]，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2)法致中和，宽猛相济。《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在儒家经典中，中和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达到“致中和”的境界就会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神秘效果。中和表现在司法上含有执法公平、准确、宽猛合于法度之意。《荀子·王制篇》说:“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杨琼注曰:“中和，谓宽猛得中也”。“听”泛指处理政事、执法断案，所谓“以五声听狱讼。”为使法“致中和”，必先兴礼乐，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又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3]汉时董仲舒还运用阴阳五行之说，阐明刑罚不中所带来的后果:“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熬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