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华法系与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
中华法系是在君主专制背景下孕育成长、发展的，因此它服务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自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后，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一直沿着螺旋上升的轨迹不断强化，在中华法系的法律框架下，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了所有中华法系国家中一个共同的特色。自秦统一以来，立法权便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出言为法，不存在拥有立法权或者主管立法事宜的国家机关。法典的编纂均由皇帝遴选或者指定官员主持，以至于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的重要立法，都以“钦定”的名义颁布。为了给皇帝立法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历代法典都标榜圣人，则天作法，《唐律疏议》名例说:“天垂象，圣人则之”，于是“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
为了保护皇权，自隋唐起历代法典都规定“十恶”之罪。凡犯有“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罪，不仅本人“决不待时”施以酷刑，而且诛连甚广。由于重公权轻私权，因此国家刑法发达，而涉及民间田土钱债的民事行为则视为细事，缺乏应有的法律调整。
皇帝又是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握有者，他通过诏、令、制、敕指挥国家的行政活动;召集朝议、朝会决定大政大狱，并通过耳目之司的监察官监督百官，以发挥官僚系统的职能，并由皇帝掌握最高的司法权与死刑的最后裁判权。这是行政干预司法、司法权附庸于行政权最集中的体现。除皇帝外，朝廷中的行政高官也握有不等的司法权，明清时期参与九卿会审的大员多为行政官员，而九卿会审却是死刑复核的最后程序。地方州县临民之官，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二者合二而一。省虽设专职司法机关，但非最高审级，最高审级仍为最高行政长官，总督、巡抚。可见中国古代司法与行政不分是由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司法权依附于行政权的结果，总体上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也没有专职的职业法官，刑名幕吏只不过是长官的佐治，而非司法官员。
由于法律是安民立政、禁暴惩奸的治世之具，因此有作为的皇帝是重视甚至亲自主持立法的。明太祖朱元璋，便命李善长等“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5]。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成，负责修律的刘惟谦在《进明律表》中说:“每一篇成，辄缮书上奏揭于西庑之壁，亲御翰墨为之裁定……圣虑渊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准绳。”
在司法方面，唐太宗于贞观初期坚持“人有所犯，一断于法”，为历代所称道。即使末代封建王朝的清朝，康乾之世皇帝也力求司法公正，以维持社会的安定。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1683年)曾就秋审下谕:“人命事关重大……情有可原，即开生路。”[6]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帝在诏书中再次表露了他对秋审的重视和对刑部的批评，“朕详阅秋审重案，字句多误，廷臣竟未察出一二，刑部尤为不慎，其议罚之。”[7]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二十七日雍正帝在上谕中自称:“临御以来，钦恤刑狱，每遇法司奏谳，必再三复核，惟恐稍有未协。”[8]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下谕，改秋审三复奏为一复奏，强调指出:“各省秋审亦皆三复奏，自为慎重民命，即古三刺三宥遗制，谓临刑之际，必致详审不可稍有忽略耳，非必以三为节也。朕每当勾决之年置招册于傍，反复省览，常至五六遍，必令毫无疑义，至临勾时，犹必与大学士等斟酌再四，然后予勾，岂啻三复已哉。若夫三复，本章科臣匆剧具题，不无亥豕，且限不时日，岂能逐本全览，嗣后刑科复奏，各省皆令一次。”[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