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定的血缘地缘关系的作用下，古代司法中盛行调处息讼。调处息讼早在秦汉时期便适用于民事诉讼。至唐代调解蔚然成风，高宗时元让以太子右内率府长史任岗还乡，“乡人有所争讼，不诣州县，皆就(元)让决焉。”[3]由于调处息讼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从顺治的《圣谕六条》、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到雍正的《圣谕广训》，都含有“和乡党以息争讼”的内容。
在流行的家法族规中也要求族内成员不得轻易告官涉讼。安徽桐城《祝氏宗谱》规定:“族众有争竞者，必先鸣户尊、房长理处，不得遽兴讼端，倘有倚分逼挟侍符欺弱及遇事挑唆者，除户长禀首外，家规惩治”。江西南昌《魏氏宗谱》规定:“族内有口角小愤及田土差役帐目等项，必须先经投族众剖决是非，不得径往府县诳告滋蔓”。
清朝是末代封建王朝，就调解制度而言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清代调处分为州县调处与民间调处。州县调处是在州县官主持下对民事案件及轻微刑事案件的调处，是诉讼内调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根据档案材料，在当事人“吁请”息讼的甘结中，双方均需申明“依奉结得”，即遵命和息。州县官还通过“不准”状的办法，促成双方和解，所谓“善批者可以解释诬妄于讼起之初。”（白如珍:《论批呈词》，见《牧令书》卷一八。）
由于调处息讼是州县官的治绩，和“大计”(考察地方官)的重要指标，因此州县官对于自理案件，首先着眼于调处，调处不成时，才予以审决。康熙时陆陇其任河北灵寿县知县，每审民事案件，则传唤原告、被告到庭，劝导双方:“尔原被(告)非亲即故，非故即邻，平日皆情之至密者，今不过为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一时拂意，不能忍耐，致启讼端。殊不知一讼之兴，未见曲直，而吏有纸张之费，役有饭食之需，证佐之友必须酬劳，往往所费多于所争，且守候公门，费时失业。一经官断，须有输赢，从此乡党变为讼仇，薄产化为乌有，切齿数世，悔之晚矣”[4]。除州县官当堂调处外，民间调处是诉讼外调处，其主要形式即宗族调处、乡邻调处及基层组织调处，而以宗族调处最为普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内纠纷一般先由族长剖决是非，不得轻易告官涉讼。安徽桐城《祝氏宗谱》规定:“族众有争竞者，必先鸣户尊、房长理处，不得遽兴讼端，倘有倚分逼挟侍符欺弱及遇事挑唆者，除户长禀首外，家规惩治”。
可见，民间发生的大量民事纠纷，在告官兴讼之前，往往在家族内部经由族长调处化解。但由于宗族内部成员在身份上有严格的尊卑之分，又有远近亲疏的支派之别，特别是门房的人丁财势有强弱，嫡庶之间法定的权力有高下，因此族内成员在接受调处时，往往因其在族内的地位而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既无法抵制族长的意志干预，又不得不忍受某种偏袒。如一味坚持己见，则会被斥为目无尊长，因此宗族调处也带有某种强迫性。至于乡邻调处，植根于悠久的、强固的地缘关系，因此一旦发生争讼，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清代调处，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套严整的规则。如调处的范围是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超出此范围即为法律所不允许;调处是在国家权力机构的制约下进行的，通过诉讼外的调处，调动了各种社会力量投入到调处息讼中来。凡参与调处的乡邻、宗族，都要本着息讼止争、利国利民的目的，不得借机挑讼，从中渔利;调处的基本依据是国法，由于清代民事法律渊源的多样性，家法、乡规、民约都可作为法律渊源选用，但与国法相悖者无效。因此，尽管调处盛行，却并没有影响法律的统一适用。但调处的着眼点重在息讼，忽略查明纠纷的事实真相，分清责任。而又常常借势压服一方，损害了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更有甚者，每当调处不成，当事人坚持告官审理时，便被指斥为“刁民妄滋兴讼成习”，轻则训戒，重则板责，然后再审。由此在民间滋长了普遍的畏讼、厌讼心理，缺乏依法保护自己权益的法律意识。这是中国古代调处息讼的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