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法不仅起源早而且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在当时世界天文历法史上居于先列。这是和农业起源早，并以农为立国之本的国情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历代对私造时宪历者均处以重刑。
在司法上，从周朝起便重农时，春夏之季非刑事案件司法机关不受理诉讼。《礼记·月令》所载:“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可以说是后世“务限”法的渊薮。唐《杂令》中规定:“诸诉田宅、婚姻、债负，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至宋代，《宋刑统·户律》特设“婚田入务”门，并引唐《杂令》，并附“参详”:“所有论竞田宅、婚姻、债负之类，取十月一日以后，许官司受理，至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三月三十日以前断遣须毕，如未毕，具停滞刑狱事由闻奏。如是交相侵夺及诸般词讼，但不干田农人户者，所在官司随时受理断遣，不拘上件月日之限。”可见宋代于农历每年二月初一开始“入务”，至九月三十日“出务”，在务限期内不得受理民事诉讼，以免妨碍农事。
至清代，《大清律例》关于务限的规定更为具体:“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其一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以后，方许听断。若农忙期内受理细事者，该督抚指名题参”[1]。但《大清律例》“条例”也作出以下变通规定“州县审理词讼，遇有两造俱属农民，关系丈量踏勘有妨耕作者，如在农忙期内，准其详明上司，照例展限至八月再行审断。”[1]在非放告期内，“若查勘水利界址等事，现涉争讼清理稍迟必致有妨农务者，即令各州县亲赴该处审断速结……”[1]。此外，如发生抢亲、赖婚、强娶、田地界址、买卖未明等纠纷，“若不及早审理，必致有争夺之事”，影响社会秩序，则不受“受理期间的限制”[2](P.8－10)。这说明清朝统治者从实践中认识到细故如不及时解决，也会酿成事端。因此凡告“婚姻、田宅等事不受理者，各减犯人罪二等，并罪止杖八十。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1]同时也禁止州县官于隆冬岁暮之际，“照农忙之例，停讼展限……违者照例揭参”。
(二)中华法系与稳固的血缘地缘关系
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此宗法血缘关系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影响。西周时期宗法与政治高度结合，无论国家组成、政治结构与国家活动，都以血缘与政治的二重原则为依据。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宗法制度虽然不直接体现为政治制度，但宗法的原则、精神和规矩却广泛渗透于社会每个家庭。随着儒家思想被确认为统治思想，儒家所倡导的伦常关系更赋予宗法制度以新的权威。尊祖敬宗的观念不仅是维护宗族的精神力量，也是支撑社会的道德支柱。
在中国封建的法律体系中，调整以父权为核心的家族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实质在于通过维护家长权进而巩固君权。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是其它法系所不具备的特点。除此之外，唐宋以来在较大的家庭中多制订家法族规，成为规范族人的行为准则。家法族规的宗旨与内容，不外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友爱兄弟、和睦相处、遵守国法、缴纳课赋等等，因此国家承认家法族规的合法性，是国法的补充形式。
除血缘关系外，在封建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这是维系农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安全的要求。由安土重迁发展成和睦相处的乡村社会的地缘关系。早在儒家经典《春秋左传·隐公六年》中就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记载。从政治治理的角度看，要达到一个有序的和谐社会，自然离不开百姓居住生活的和睦相处。《春秋左传·僖公十三年》说:“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宋理学家王豫《蕉窗日记》有云，“治家严，家乃和;居乡恕，乡乃睦。”邻里之间不仅共同承担弥盗安民的政治责任，在财产的转移中法律也明文规定买卖田宅先族亲次邻右的人优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