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之所以会带来危机，是因为其具有极大的盲目性，过度的自由放任使市场从理性走至非理性，导致市场的无序。究其深层之缘由，在于人性的自私自利，人们总试图以最小的付出猎取最大的收益，自由的市场恰好给人性的贪婪提供了广阔无垠的施展空间，正是由于人性的这种特质，加上市场力量的催化，在没有其他外部力量的约束下，结果必然走向极端性的贪婪，以社会危机或灾难而告终，次贷危机即是一个个金融家贪婪至极与政府依法“怂恿”的最终反映。

　　国家干预是在自由经济理论“理性经济人”及“看不见的手”两个假设失效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说，市场的非万能性和失灵的必然性为国家干预提供了理论前提，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应适时、适当地纠正市场失灵，促使市场理性回归，实现市场运行正常。美国救市的各种法案彰显出国家涉入市场的必要性，也有力抗辩了美国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自由主义经济观念，有人戏称是美国迈向社会主义最大的步伐，可见，美国的救市行动已向世人袒露他们自己营造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

　　如今，我国正致力于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鉴于我们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人们冥冥中仍忘却不了国家包办下的经济体制模型，唯恐重蹈当年之覆辙，随时在有意强调：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权利经济，现实背景中，也是以市场法则来检讨各种行为，看市场自由不自由，竞争充分不充分、国家计划多与否等等，不管在立法、执法还是在市场交易中，人们都在审视着我们所践行的市场模式是否是真正的像西方人所推崇的自由模式，我们甚至诅咒过我们市场中存在的一些“不自由”，羡慕、向往我们今天正在检讨的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反观当下，美国诸多的救援法案和相关措施所表现出的“社会主义化”告诉我们：他们过去已经出错了。那是否就可断言我们所谓的“不自由”就一定正确呢？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在政府失灵的基础上建构而来，过去政府无孔不入的干预让市场自身运行难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给市场较大的自由空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多插手，在实际运行中，因为政府处于强势地位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政府对市场随意的、行政化的插手还频频发生，正如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在任何一次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路径依赖始终是一种难以消弭的现象，但是，“路径依赖往往又会导致政府在对市场的介入过程中出现各种非理性的干预冲动。” 在目前的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边界很大程度还相当模糊，任意干预市场领域的冲动一时难以退出。在金融危机大肆蔓延的气候下，中国政府神速般地提出了干预方案：投入四万亿元来刺激内需、降低利率，就采取的政策来看，是一种财政和货币政策双松的搭配，目的很明确，即是提升经济景气，给下滑的总体经济运行增温。这种政府介入的初衷不可否认是尚好的，但要清楚，干预的最终目的仍在于矫正市场，“要通过间接调控的手段，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政策工具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市场主体的微观经济活动同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衔接一致，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 国家干预不应该也没理由违背市场原则，充其量只是起补充市场的作用而已，干预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切勿超越市场正当运行之边界，即要正确把握国家干预的度，没有一定的度，“要么市场衍化为行政的附庸，要么干预权堕落为绝对的腐败。而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都会违背国家干预的初衷。” 具体在实践中，就是要求国家在干预市场时，要尊重市场各主体特别是商事主体的地位和权利，他们依据宪法、民商法所享有的经营自主权除了受一些特别规则（如反不正当竞争的规则）的约束外，不能对其施加过多的干预和限制。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救困的措施始终没有限制市场的发展自由，只是通过降息、注资、增加公共开支等来引领市场，通过接管、国有化来稳定市场，通过大幅减免税、退税来刺激市场等等，他们运用间接调控的方式来对市场予以干预，而非破坏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