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运行中，垄断、外部效应、信息偏在等缺陷的存在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身所无法超越的，政府、企业、个人等市场参与者总是被这只无形之手牵引着不由自主地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渐趋凸显，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难以优化配置。当市场这股无形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严重的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和侵害消费者的行为等，阻碍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危机不知不觉降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弱点和缺陷充分暴露，市场“看不见的手”无法再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巧合的是，同样是英国经济学家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不同的时代里贡献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从此，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走向终结，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主导了当时的西方世界，国家从过去对经济不干预或很少干预转向积极干预。在凯恩斯看来，社会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他主张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采取财政金融措施，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息，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凯恩斯的这种有效需求理论摒弃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关于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以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在大萧条以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各国纷纷奉行凯恩斯主义，国家凭借其掌控的权力加大对市场干预的力度。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滞涨”局面对西方经济学带来了巨大冲击。为了摆脱“滞胀”困境，新自由主义各学派趁机对“政府失灵”进行猛烈的批判，回到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兴起，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在理论上虽然存在分歧，但都坚持要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过度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正确，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进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只能起破坏作用；市场本身存在缺陷，但是克服与纠正市场缺陷绝对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自身的原因。

　　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轨迹中，我们“见证”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理论纷争的对决，而且历史的一次次危机已明证了两种理论主张的实践结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使自由放任主义看似寿终正寝，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将西方经济推向了崭新的时代；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滞涨”局面又凸显了国家干预的缺陷，新自由主义呼之欲出；短短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在西方，正如前文所析，在美国宽松的法制环境下，由市场自由而致的几乎同样的灾难——金融危机又一次降临；此时，准确地说是两年以来，又一次罗斯福式的“新政”在同一个地方——美国重演，美国政府竭力运用各种措施以他们一贯尚法的形式对市场实施干预，具体表现前文已做阐释，不再赘述。在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均已出过险的历史中，我们似乎应该明白，“并不是站到市场一边或站在国家一边的问题，而是在两者的各种结合和两种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同程度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钟摆始终使聪慧的人们只看到两端，即要么市场自由要么国家干预，总忽视了摆锤摆向两端之间必然经过的区间，也许应该是关注这一区间特别是居中区间的时候了，走向极致的结果已被历史证明必定是恶果。

　　四、国家干预的边界：适度性

　　在美国，缘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过去国家严格管制的金融体制遭到金融界人士的强烈质疑，实践中，金融机构一边已经在国家的袒护下“非法”经营，一边要求国家给予宽松的法制环境，以寻得法律上的合法性。于是，正如前文所析，国家在法律上通过一系列的废、改、立活动放松了利率管制、打破了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格局；政府收缩了职能范围，美联储等监管层也促成了金融市场实现自由化。在自由金融市场的匡扶下，美国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智能，为了追逐最大化的利益，欲在竞争的市场一展各自优势，毫无节制地创新出许多神秘的、失去约束的金融衍生品，最终合法地酿成金融市场的泡沫、动荡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