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风险预防原则成为一种习惯法
　　
　　国际法在很多方面都比国内法复杂的多，主要因为国际法缺乏统一的、集中的立法机制。在分散的立法机制之下，法学家的学说是一种能够证明分散立法的权威性、合理性的重要形式，也是国际法立法的一个重要渊源。然而，法学家的学说要想成为真正的国际法，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国际法有三个基本的公认的渊源：一是硬法，即在缔约国大会结束时，如果各方利益得到妥协，达成一致便会缔结公约或议定书，这些公约和议定书对签署国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大会讨论的结果则会形成一种软法，这些软法没有约束力，但是它与硬法共同作用，或是用于充实一些想法。在硬法与软法之间的就是习惯法。习惯法不要求像公约那样经过正式的协商或明确表示同意。习惯法一般来自于普遍的、持续的对法律概念的一种习惯。当习惯被公认时，它变上升为习惯法，对所有的国家都有约束力，除非这个国家明确表示不受该习惯法的约束。然而要使一个概念成为被所有国际立法主体所接受的习惯法，风险预防原则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它首先需要法学家的充分的理论论证与支持。其次，它需要许多的国内实践，只有当这种国内实践变成一种法律上的义务被遵循时，才会成为习惯法。[3]
　　
　　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环境法中的“vorsorgeprinzip”这一概念，并逐渐发展到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并在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发表的《伦敦宣言》就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保护北海免受最危险物质的有害影响，即使没有绝对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因果关系，也应采取风险预防措施以控制此类物质的进入，这是必要的”。《伦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明确阐释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
　　
　　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风险预防原则获得了广泛的认同，通过的许多文件都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15则对风险预防原则作了最为权威的表达，即“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4]这意味着风险预防原则已在国际社会中初步形成共识，其适用范围业已被推广到整个环境保护领域，并日益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此，有学者指出：“1990年以后的国际环境法文件几乎都采纳了风险预防原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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