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虽然每个时代都存在对法教义学力量的怀疑，但法学界的主流意见大都认可法教义学的重要作用，尽管归纳出来的结论并不相同。阿尔尼奥主张“两点功能说”，魏德士强调“五项功能论”，阿列克西最为全面，总结出了法教义学的六项功能。综合这些论点，同时考虑到目今我国法制的特殊问题状况，下面具体探讨四点对我国而言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功能。
（一）体系化和维护法的安定性
法体系并非自始直接呈现，正是在法教义学的不懈劳作中，其轮廓和细密构造方才逐渐显现与明晰起来。一国的实在法规范散落在数以万计的法典、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甚至法院为数众多的裁判文书等等之中，其间歧异迭出，矛盾冲突势所难免，缺漏竞合比比皆是。只有通过法教义学的清理、提炼与体系化工作才能消除歧异、弥补缺漏，形成整齐有序的、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的统一的法体系，裨益于法的认识、传授、学习与适用。[48]倘若没有法教义学的体系化作业，立法将停滞于科学上甚为低劣的水准，或将陷入盲目和恣意的纷乱境地。
由传统、权威和理性共同塑造而成的法教义学为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性的解答，并通过体系性工作将这些解答串联织就一张巨大融贯的“网络”。相较于单个的法律命题，一张融贯性的命题网络明显地更为坚韧、更为安全，[49]也更能经受得住时代与永恒的考验。即便出现新的社会问题或事实材料，法教义学也是通过“体系内”的微调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而非彻底地打碎或根除旧体系。这一点极大地维护了法秩序的安定性，保证了法的可预见性。
（二）减轻负担与制约恣意
获得了绝大多数法律人确信的法教义学命题有能力使法律实践者不必每一个案件都重新从头开始论证工作，而是能够采纳已经经过检验并获得确信的法教义学命题或者解答方式作为论证当然的前提和路径。对每一个问题都重新开始讨论必然会导致为原因的原因寻找原因，无限地回溯不仅费时费力，也注定劳而无功，且为司法的时限制度所不容许。法教义学有助于减轻法律工作者的论证负担，提高法律工作的效率。从反面来看，法教义学也限制了司法者、法学者面对法律文本与案件事实时的自由空间，已有的法教义学命题总是一再地呈现并提醒他们，越过现有教义而提出任何新的解答模式的企图都要求承担更为沉重的论辩责任，而所提出的新解答模式也须接受更为严苛的检验。[50]
（三）解答具体法律问题和促进法治成熟
在诸种以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中，法教义学是唯一以解答具体法律问题作为自己本职工作的科学。无论是法哲学，还是法社会学、法史学，都不具有此种为现实问题提供正确解答的实践风格。特别是在面对疑难案件之时，各种教义学技术被动用以应对法教义学的“紧急状态”，法教义学家的知识和能力有机会得到最为淋漓尽致的彰显。法教义学绝非纯理论，它的生命在于生活，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生活的对接中，法教义学得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并藉此发展自己的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教义学从不把疑难案件视为是对既有体系的挑战和破坏，而是看作延伸自己、完善自己的良机。法教义学的发展不是由形式逻辑决定的，而是被现实生活、人类的法律精神所决定的，因此投身于活生生的现实在法教义学者看来是必然的选择。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参与，使得法教义学真正地在直接参与一国的法治建设，其途径即是为法律问题提供在一定的语境下可被接受的正确答案。此一正确答案只有在一定的现行法秩序框架内方才得以主张自己的正确性，进而此种法秩序框架也成为法教义学的工作对象。在这种“具体案件——教义学解答——整体法秩序框架——具体案件” 的循环过程中，法教义学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促进着一国法治的成熟。
（四）沟通功能与法律共同体的构筑[51]
法教义学乃是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实务人员共享的立场与方法，法官和法学家均声称运用它，并成为法教义学更新其教义（体系）的两股主要力量。法院的权威性裁判和法学家的理论研究构建而成的教义命题和解答方案彼此依存、相互塑造，最终推动着法教义学及其教义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法律实务界若无视法学家的贡献，必将陷入具体、零散的制定法泥潭中难以自拔，从而无法以概观的方式认识个案及其相应规范的体系位置，也谈不上距离性反思的可能。而如果法学家轻视实务界的智识努力，则法教义学理论就将最终与现实生活分道扬镳，而成为某种纯粹逻辑的学理推演。故而，法教义学必须通过努力影响实务人员而将自身的理论付诸实践，并在实践状况的观测与反思中获得进一步改进的契机。由此，法教义学作为沟通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桥梁而可能改变二者自说自话的困境，从而成为构筑统一的法律共同体的钥匙。可以说，法教义学乃是法律职业者方法论意义上的身份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