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在谈判中的立场多样化，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国家利益主要反映在其所承担的责任上。其实，对于各国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和《京都议定书》都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此来分配各国的责任。但是，对于确立该原则的理由与依据，目前的观点有一些，大多是从历史的角度、治理能力的角度或“污染者付费”原则来讲，这些理由有一定说服力，但未能促进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推广、应用。那么，该如何改变呢？这就要回到刚开始所提到的“科学的不确定性”上来。

　　首先，在提出的主体上，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气候变化议题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特别是欧盟，而非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是发达国家先提出的？在本质上，这反映了气候变化质疑者们的观点，发达国家之间在利用科技力量重新安排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尚难以确定的议题，发达国家鼓吹起必然性，使其拥有大批拥趸，乃至三人成虎，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力量又难以预测气候变化的后果，本着对全人类（包括后代人）负责的态度，发展中国家从风险预防原则出发，只能与发达国家谈判，共商气候变化。但是，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常常忽视了科学的不确定性。

　　其次，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而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科学信息的对称性上。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分析、论证上，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完成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了解数据的真实性和论证的详细过程。比如，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前，IPCC的气候专家被指责存在对全球变暖数据造假的行为，而其专家都是来自英国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信息方面都不对称，又怎能保证气候变化论证过程的严谨、结果的准确，更何谈责任的公平分配？

　　最后，在气候变化的应对中存在科技、资金的不平等。对于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不确定的气候变化议题，如果需要采取措施，也应当以科技来应对科学不确定性，来适应气候变化，还迫切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科技、资金都是发达国家的优势，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适当转移。

　　对于一个不确定性的议题，既然发达国家已经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也参与了这场政治博弈，已深陷其中，难以脱离，就只能继续博弈下去，但是发展中国家应当重视科学的不确定性，克服其引起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避免再次陷入发达国家的政治圈套之中，对于这种政治风险也是要防范的。以科学不确定性为立场，可以增加谈判的筹码，进而在责任分配中贯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现共同的愿景，这并非无赖之举。否则，历经十八载历程的气候变化谈判依然将持续下去。当然，为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一定的措施并非完全没有好处，还是可以推进可持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