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中国应该立足于本国自身的国情，在尊重各国自己选择和各自社会制度的选择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的前提下，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的姿态来处理和对待中俄和中美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努力营造互利、共赢的和谐局面。

　　（五）通过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来促进世界和平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就我国而言，由于意识形态的悖反、国家利益的分歧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中国当前的周边安全形势更加严峻[42]。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就中美关系而言，美日安保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威胁，《美日安保条约》更是把这种威胁潜在化和凝固化；美国不时地向台湾实施军售以及散布“武力保卫台湾”的言论，美国将其军事力量的重心转移到亚洲一线， 矛头直指中国等， 都使军事因素成为中美关系之间不得不考量的问题。中俄关系历经曲折，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升温。有学者甚至称， 中俄关系目前处于“黄金时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毫无芥蒂，完全互信。俄罗斯联邦在对中国和印度军售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倾向，已经彰显出俄罗斯联邦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某种猜忌。“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境内得以盛行， 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43]

　　正因为如此，在军事建设方面，要在大力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 也需要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增强国家应对国内外重大危机的迅速反应能力。只有“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我国发展新要求，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管理创新”，充分作好军事斗争准备， 才能确保“打得赢、不变质”的军事战略目标。其中，以下几点需要加以明确：一是在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努力提升国家的军事实力。其中，包括节约“歌舞升平”的开资、节约接待开资等，增加军事现代化投资，以弥补前20年的欠债。二是在美国大力压缩中国战略空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宪法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运输安全等战略。三是在我国日益扩大对外开放， 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实施接触、渗透和西化的背景下， 我国应当强化国家安全机关， 确保我国的宪法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运输安全。四是正确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反分裂国家法，旗帜鲜明地、毫不手软地镇压分裂国家的活动。五是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但在必要时，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应当有所作为。六是脚踏实地地开展国防教育，彻底改变一些流于形式的做法。七是正确处理发展军事和发展个别地区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若二者之间发生冲突，得优先发展军事。例如， 在信息搜集设备高度精密化和现代化的当今世界背景下， 在考虑将海南岛建设为国际旅游岛的计划时， 应当充分考虑到我海军基地和设施的保密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不是为了称霸世界，而是保卫自己以及促进世界和平。因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44]，同时也是扞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平衡性力量。

　　五、小结：经由共同发展走向和谐世界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这其中，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于国与国之间“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必须树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5]。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应该如此。正如邓小平早年所言，“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但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46]。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每一步的前进、发展，都与国际政治局势和国际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自“冷战结束后，世界舞台乱象丛生，国际局势变幻莫测，我国的国际处境亦复杂多变”[47]。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应该携手其他国家一道经由共同发展走向和谐世界。

　　“国际关系向全球关系转化，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嬗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传统的国际秩序转变为全球秩序。这是一种以全球参与、国际共同治理为核心的全球共治下的秩序，它将使安全型秩序逐步转向和平发展型秩序，不平等秩序逐步向较为平等的秩序，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走向尽可能大的、制度化的有序” [48]。在这种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之中，中国应该审时度势地选择自己在外交方面上的应对策略，并通过发挥和扩大其在新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以谋求自身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互动与共同发展。当然，我们在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国际政治中的各种有利条件，主张在保持世界各国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力主实现公平、公正和正义，以建立一个平等、自由、民主和公正的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