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彻底破裂以及随后中美关系的破冰缓和，中国被迫放弃了原来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鉴于当时所处的国际处境，中国在外交关系的策略选择上，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苏联和美国三方之间呈现出一种所谓的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形态[①]。进入80年代后期，又由于中苏、苏美关系的缓和而使既已形成的中苏（俄）美三角关系趋于淡化[②]。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三方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中俄美战略三角关系。当然，目前这种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不是一种势均力敌的三角关系，而是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不均衡三角关系”。在21世纪，在这种新型三角关系中，中国该如何自我定位和应对，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赢得外交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关系到中国在新三角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且关系到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因此， 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是我国理论界专家学者需要认真予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三角关系”理论及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的嬗变

　　（一）“三角关系”及其理论意蕴

　　在几何学上，三角形的二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在中国古代乃至欧美， 常有小国的政治家把三角形二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几何学理论， 运用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 以求得小国的生存和发展。到了现代， 在国际政治中，较早地把“三角关系”提升到理论高度进行阐释的代表人物， 是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马丁·怀特 （Martinwight）教授[③]。对于“三角关系”（理论）的讨论，在冷战（Cold War） 时期达至鼎盛。其主要目的和研究对象， 就是针对当时的中苏（俄）美三角关系。在该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 首推美国的政治学家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他首次将博弈（Game）概念引入“三角关系”理论的分析和研究当中，并创造性地把三角关系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三人共处”型、“浪漫三角”型、“稳定婚姻”型和“单位否决”型，进而对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形成与演变作出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④]。在其经典之作《战略三角：基于博弈理论的一个初步分析》中，洛厄尔·迪特默坦率地指出“枢纽”（pivot）是战略三角中最为有利的一个角色[⑤]。很明显，在他看来，美国应当在中苏（俄）美三角关系中处于“枢纽”的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 在国际政治中引入“三角关系”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理论意蕴和解释力。“三角关系”是指一种由三点构成并维持的一种稳定的状态，“三角形的稳定性”就是对三角关系的恰切说明和阐释。它强调的是“三角关系”中三方相互之间的牵扯、影响和互动，以及因一方或两方中双边关系的变动而产生对第三方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三角关系”理论的提出， 最初是被用来描述和分析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和中国三方之间关系的。在中苏（俄）美三角关系中，由于中国、苏联和美国在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它还涉及因一方或者两方中双边关系的变动而有可能产生的对于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和冲击。目前，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模式， 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国际政治中去。例如， 中俄美之间、中日美之间、中欧美之间的战略三边关系。

　　（二）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嬗变

　　有学者认为，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孕育阶段、确立阶段、巩固阶段和松动阶段[⑥]。我们认为，“四阶段”论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 在时间的维度上显得模糊，在认识上清晰度不够。我们认为， 自20世纪70年代始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时，中苏（俄）美三角关系按照时序上的递嬗，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建立阶段

　　如前所述，尽管中苏（俄）美三角关系雏形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的确立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具体地说， 自20世纪50年代起， 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后经中苏论战一直到60年代末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陷入僵局并导致最终破裂。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 加剧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同时也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可能。1969年7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访问亚洲国家和地区途中，以“关岛讲话”为转折阐述了美国新的亚洲政策。其后，1971年4月“乒乓外交”的开展以及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成行，最终成就了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的缓和，构成了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建立的主要标志。在此背景下，美苏之间也先后于1972年、1973年和1974年举行了首脑会晤，就核军控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