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将礼让观念固守在对外国主权的尊重上，而不考虑在当今这样一个司法权分授于采取礼让这一学说的各国所组成的世界中的便利和必要，我们就不能很好解决判决承认与执行过程中碰到的理论困惑。为此，我们应有以下两点共识：
首先，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全球民商事流转关系呈加速发展态势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国际私法在构建自由、公平、有序国际民商事秩序中的协调与保障作用。在辛格尔诉女王案（Zingrev．The Queen）中[2]，迪克逊法官（Dickson J．）引用首席法官马歇尔（Marshall C．J．）在斯库那交易所诉M．法顿案（The Schooner Exchange v．MFaddon）中的表述，主权国家之间“共同的利益促使统治者们互相交流”。[3]显然，国际私法的规则是以方便时代对财富、技术和人的适当有序的跨国界流动的需要为基础的。这正如冯·梅伦和特劳特曼所认为的那样，“达成某种程度的承认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如果在我们这个高度复合并互相联系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团体都穷尽每一个主张其陕隘利益的可能机会，则将导致不公正和正常生活模式的混乱。”[4]而雅特玛（Yntema）则认为，在经济上紧密联系、政治的多样性和自由度各异的法律制度并存的当今世界，冲突法的功能在于在每个案件中选择、解释和适用最能促进州际和国际商事交流发展的特别的地域的法律。换言之，在于协调商事交易中各类问题所涉及的各地法律的适用。[5]
其次，于多法域国家而言，在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中扩充礼让规则的内涵，既是一国宪法性的要求，也是建立共同市场消除各种区际贸易障碍的要求。仅就加拿大而言，有学者认为，在共同国籍可确保加拿大人跨省流动的现实情况下，[6]尤其是在建立共同市场是宪法之要求的情况下，各省之间的贸易和商务活动往往被看作关系到国家整体利益的大事。[7]这就表明在加拿大境内各姊妹省之间相互执行判决是一种迫切需要。当然，加拿大司法体制本身也是为这种需要而设立的。因此，在没有必要担忧各省之间民商事判决质量前提下，在所有的高级法院法官都是由联邦政府指定和给付薪水，在所有民商事判决都要服从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最终审查，而最高法院可以确定一省法院对某一诉讼是否正确行使了管辖权和在何种情况下另一省法院应承认这些判决。所有这些，都使得各省相互间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并不一定需要诸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所坚持的“充分诚信”条款，尽管这些条款在联邦国家内是与生俱来的。
以上表明，随着国际民商事交流的发展，进一步丰富礼让的内涵是完全必要的。尽管英国法院19世纪所采用的方法，可能看起来十分适合大不列颠当时的情况。莫哥德案之前加拿大遵循英国的做法，也可能适合加拿大当时的情况。因为，当一个在英国的被告发现他要应对在世界某一遥远角落的、一个他曾去旅行和联络过的国家提起的诉讼时，人们不难理解其中的麻烦。但现代的旅行便利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已使19世纪的许多担扰显得狭隘和局限。为适应资金、技术和人员的跨国流动，从充实礼让内涵的角度，来构筑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理论和法律基础，无疑是必要的。这样，就将使得为确保民商事诉讼当事人的总体利益而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采取更宽松原则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