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我国现行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法律条文中对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作出的明确规定，为其提供法律依据。而我国现行刑法中对于是否成立犯罪引入了两个不同标准即法律明文规定处罚（形式违法性）和实质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日本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定义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实质的犯罪定义说明为什么某种类型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它为立法者提供了可以处罚什么和不能处罚什么的标准；但实质顶一句有模糊性不能将其认为认定犯罪，可处刑罚的根据。因此，实质的犯罪定义作为“处罚依据”对形式的犯罪定义内容上的补充，而形式的犯罪定义作为“思考形式”对实质的犯罪作了形式上的限定。这两种概念相互补充，保证了认定犯罪的严密性和正确性。[2]但是不能否定的是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规格标准在确定犯罪时相互冲突、排斥，使得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在逻辑上容易引起混乱。因为罪刑法定与作为类推适应前提的社会危害性之间是有对立的客观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罪刑法定为司法部门从形式上进行定罪提供了规格和标准，而社会危害性从实质上来阐述为什么该行为为犯罪。的确社会危害性本身就具有模糊、不确定性，论者认为这种法律语言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法律语言是由自然语言为载体的，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之上。这样使得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歧义性以及有限自然语言系统的不足性，不可避免的导致法律语言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体现在抽象其作用的对象是否涵盖和囊括全部。比如严重的，一般的，轻微的，情节显着轻微的在立法上并没有把社会危害犯罪类型化给出相应可以把握的界定标准，不仅与罪刑法定及其派生理念明确性等与量上难以把握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左，而且是罪刑法定倾向于司法层面与着重于立法层面的社会危害性在形式与实质特征发生冲突的情况已何者犯罪的标准，涉及到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的微妙关系。在实际司法操作过程中难以像几何一样精确把握、定量计算，为使一些人的罪行颤断、践踏人权埋下了种子，也许只有这种政治计算公式才能制胜迷人的诡辩、诱人的雄辩和怯懦的怀疑。因为一般的违法行为也具有社会危害性，所以违法行为与犯罪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即只需社会危害性在量上达到一定程度就是犯罪。这符合哲学上所说在量的积累就会发生质变的规律。而社会危害性的程度难以把握。难以避免在司法实践和法律事务中会出现法官立法。有论者从社会危害性在量上的伸缩性基础上认为社会危害性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政治概念这一缺陷提出形式法治的主张。也有论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否涵盖全部犯罪的本质属性从而成为界定犯罪标准也是值得深思的。主张罪刑法定主义者认为在个人本位向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危害性能否象罪刑法定一样起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