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的概念最早由德国法学家克兰斯洛德和费尔巴哈提出来的。[⑦]法国刑法学家马克·安塞尔说：“所谓刑事政策无非就是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时候所做的选择”。[⑧]19世纪末，李斯特提出了“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概念。目前，人们一般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为有效惩罚和预防犯罪，依据犯罪状况和犯罪原因而确定的，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或者其他规制手段的基本方略。可见，刑事政策和刑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犯罪或者是犯罪现象是它们所要共同要解决的问题。刑事政策为刑法规范的确立、修改、发展和完善确定方向；刑法学通过具体的刑法规范，对具体犯罪现象的认定、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我们分析、看待刑罚问题不应局限于刑法的小圈子，而应当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从政策的层面、政治的层面来进行。[⑨]回到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价值取向的这一论题，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少年司法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量刑规范化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二、司法的困惑：理想与现实

　　（一）少年司法的主要价值目标仍然与成人趋同

　　《量刑指导意见》在“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中，规定了15种常见量刑情节对刑罚的调节幅度，即以“基准刑”为所有量刑情节对刑罚的调节幅度。其中亦涉及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规定，“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第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犯，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1）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60%；（2）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50%。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基准刑的确定并没有区分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犯只是常见量刑情节之一。在同一量刑基准下，刑事政策的宽严与刑罚的适用的标准是一致的，“从轻减轻”的处遇，成人犯罪也可以得到，“严打”的实施也同样很难把未成年人剔除出去。“从轻减轻”条款强调的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量”的区别，不符合少年司法的基本界定，也与少年司法的统一立法模式的国际潮流不相符合。虽然我国少年司法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是实际状况是，少年司法的主要价值目标仍然与成人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