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同样利用宗教迷信的鬼神观念来神化其刑法权威，宣称自己“受命于天”，对那些反抗者的镇压和讨伐不过是“恭行天之罚”而已。[11]但是西周初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周公等人总结商亡的教训，开始重视民心向背，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源头，意味着神权的动摇。
西周时期将“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12]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意即要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掌握适用刑罚的尺度，而不应千篇一律、墨守成规。在成文法的内容并不周密、制定技术尚不完备的时代，这一要求实际上给予司法官员们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与现今的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理念并不相合。[13]但是这一原则为何至今仍不断在教科书中得到肯定呢？究其原因，除了灵活权衡地适用刑罚，可以使刑罚与具体行为相适应，有利于实现“中罚”、“中刑”，即刑罚恰如其分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这一原则本身所反映出的强烈的人文精神：西周统治者强调其自身“德”的修养，重视主体意识，使法律不再是神的附庸。这在法律意识上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将法律客体化、工具化。法律不是具有神圣性的价值和规范，而是统治者们可以灵活控制的治世工具。[14]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阐述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时曾提出：“法律与宗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我们希望法律继续有效，我们就不能不重兴人们对于法律的献身激情（这种情感本质上是宗教的），正是此类激情使法律具有了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法律很容易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5]这一判断虽然于我们今日富于启示，但是却不合于中国古时的情形。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学派，一直将世俗社会人际关系的调整作为自己关注的重点，“子不语：怪、力、乱、神”。[16]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天命鬼神始终是作为怀疑的对象而存在。这导致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主流文化对鬼神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当日后受此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儒家知识分子成为中国传统立法、司法官员的主体时，相当自觉地在法律实践中排斥宗教迷信的影响。
虽然自汉末以来，外来的佛教与本土的道教不断蔓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由于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然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宗教对政治、法律的影响。秦汉之后居于中国学术思潮主流的，无论是魏晋玄学抑或宋明理学，都与一般的宗教教义有着严格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