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在法治的语境下，法律确实具有自主性，因为法治所表达的乃是“由法律来行的统治”(the rule of law)，而确实不是国家以其自身的意志(通过政治来表示)为最权威的统治依据的“通过法律来行的统治”。这样看来，法律与政治的确属于迥然有别的两个不同的社会事物，它们之间的区别是肯定而明确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律与政治的区分只是一种相对的区分，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区分，或者说是表面上的区分。而在实质上不论是从彼此的构造生成，还是从实际的运作实践来看，法律与政治都始终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结，也就是说，法律与政治始终都是共生的。
一、人的存在和法律与政治的本质联结
人超越于一般动物从而成为“人”，一个根本的特点在于，他不再是仅仅在自我保存的基础上，通过生存和生育而保持作为动物物种之一的存在，而是从其成为“人”的开始就已经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单纯的生物性的生存，始终在为“更好”的生存状态而努力，也就是为着“生活”而努力。从动物共性的简单的生物性“生存”到作为人的特殊性的复杂“生活”的转变，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是人之为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显现。于是，人的存在就明显的是生物性“生存”与特殊性“生活”的统一，而“生活”又是其中的主导。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就成为了人对自身的存在及其环境与条件等因素予以认识、判断、追求的基准与标杆。
人的存在的全部内容，即生存与生活的面向，始终根源于人性。恰如卢梭所言：“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3]9从本性或者说人性来说，自由乃是人的本真状态，但同时又是难以真正达到的理想状态，于是，对自由及其条件的维护就成为人的存在的基础性主题。卢梭的名言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3]8他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3]16正是为了保存、维护和不断发展自己的自由，人才具有了走出各自独立的自然状态而结成“社会”以共同生活的愿望，而这种愿望的表达方式与实现方式就是社会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