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许德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本文的写作和修改，得益于曾燕斐、茅少伟、金印、王光华、刘远萍、殷秋实、朴文一、钱思雯的讨论、批评和协助，得益于《北大法律评论》主编贺剑的支持，得益于“民法九人行”讨论组戴孟勇、韩世远、耿林、王成、宋鱼水、解志国、姜强、冯珏、申卫星、王轶、崔建远老师的评议，特致感谢。本文最初发表于《北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1卷，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7期摘录转载，第117-119页；同时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全文转载，2010年第8期。发表后，作者又进行了较大修改。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2004】251号），“金融机构（城乡信用社除外）贷款利率不再设定上限。商业银行贷款和政策性银行按商业化管理的贷款，其利率不再实行上限管理，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仍实行上限管理，最大上浮系数为贷款基准利率的2-3倍，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当然，该通知同时规定，“个人住房贷款、优惠贷款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贷款，利率不上浮。”即，对于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贷款人的借款合同，目前实行的是不设定贷款利率上限的政策。见戴孟勇：《关于利息管制的疑问及思考》，未刊稿，第1页。
在1920-30年代，近代太行山地区的24个县中，借款年利率在30%以上的有19个县。在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落后省份，借贷年利率30%以上者占十之八九。当铺利率一般为月利3分、5分，其不满月按散日算息的方法，更是提高了利率水平。见李金铮：“近代太行山区的高利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载《华北乡村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第96页。另见徐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76页；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高利贷与社会再生产”，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如在2007年对山西部分地区的分析中，借款年利率在24%-30%的占样本企业总数的27.5%，超过30%的占12.5%，年利率在80%-85%的占5%，高利贷在小型企业借贷和政策限制行业中尤其高发。杨海斌：“我国现阶段的高利贷研究——以山西商为例分析”，载《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14期。2007年前后，湖北省的一些地区民间借贷的月息在3分到5分之间。郭静等：“论农村高利贷现象的发展——汀祖镇个案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4期。
在民法通则下，乘人之危的民事行为无效。
许德风：“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无论是基于经济还是社会考量，都应对住房租赁合同进行必要的管制）；“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法教义学具有独立的价值，在价值判断层面，自由、福利等多元化的考量有助于法律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隐私权与新闻自由”，载王利明等（主编）：《中美法学前沿对话》，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至498页（新闻自由是维系社会共通之基本价值的重要手段，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但受限于个人——包括公众人物——的隐私）；“对第三人具有保护效力的合同与信赖责任”，载《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卷（在交易中，无合同义务未必即可自由行为，信赖亦可产生义务）。
边沁在关于高利贷的讨论中，区分了两种高利贷的定义：其一为法律上的定义，“凡是超过法定利率的都是高利贷”，其二为道德上的定义，“超过人们通常接受或付出的利率水平的是高利贷”。Bentham, Defense of Usury, 3rd. Edition, London, 1816, p. 8. 本书存于Stanford Law School Library，全文可于Google Book下载。
在西文词汇，英语中的“usury”从词源（usura）来看，原本就是指有偿借贷，后来获取利息不再受到谴责，该词才被专用于指代高于法定利率的放款行为。虽然高利贷在西方社会长期受到一致谴责，但也不无争议。正如12世纪英国神学家Thomas de Chobham所指出的，“在所有别的合同里，我可以期望并接受利润。就像我给你某件礼物，就可以期待某种回赠一样。同理，如果我借给你我的衣服或是家具，我可以收取一定的钱。为什么当我借钱给你的时候，这个逻辑就行不通了呢”？转引自雅克·勒高夫：《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周嫄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2页。
Bentham, Defense of Usury,Supra note, p. 10.
“罗马法尤士丁尼时代的法定利率（上限）是12%，英国亨利八世时是10%，后来又调整到8%，后来到6%，在Hindostan没有法律上的利率管制，习惯上的最高利率是10-12%，在君士坦丁堡，为30%。到底哪一个更妥当？如何评价其是否妥当？”Bentham, Defense of Usury, supra note, pp. 11-12.
Cal. Civ. Code § 1916; Cal. Civ. Code Appx. 1; N.C. Gen. Stat. § 24-1 (2009); A.R.S. § 44-1201; Utah Code Ann. §15-1-1 (2008); N.J. Stat. § 31:1-1 (2009); R.S.Mo. §408.030 (2009); S.D. Codified Laws § 54-3-4; N.M. Stat. Ann. § 56-8-3 (2008).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一定程度上仍受中央银行的管制，因此在此加注引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0号），自2004年1月1日起，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基准利率的［0.9, 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 2］。以人民银行2008年12月23日的基准利率为例，一年期贷款利率是5.31%，其四倍为21%，商业银行最高可上浮至35.7%。若以利率较高的年份为参照计算（如1996年5月1日的基准利率为13.1%），最高的法定允许利率可以是89.08%（13.1%×1.7×4）。
郑孟状等：“论放高利贷行为”，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3期。
第2条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算是对最高法院“民发【1991】21号解释”的补充。
实践中也有典当行超过该管理办法收取利息的情形，见“北京海洋港国际大饭店有限公司与北京都市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典当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14968号）。
从目前对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的解释看，通常在超过市场利率一倍（Grenze des Doppelten）时，会被认为满足了暴利（Wucher）的客观要件。Münchener Kommentar-Mayer/Armbrüster, 2001, § 138 Rn. 114 BGB.
当然，也有经济学者怀疑区别消费借贷和企业借贷的可能性。如Gleaser指出，若法律对企业借贷的利率管制较松，而对消费借贷的利率管制较多，则多数意图获取高利贷的人可能会选择迂回规避的办法，最终结果是以“消费者借贷”获取借款的人的数量降低。Glaeser et al., “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rest Restrictions and Usury Laws”, 41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4 (Fn. 11) (1998).
BGH NJW-RR 89, 1068; BGH NJW-RR 90, 1199; BGH 104, 105, 110, 338.
BGH NJW 1982, 2767; Helmut Koziol, Sonderprivatrecht für Konsmentenkredite?, AcP1988, 183, 186; BGHZ 80, 161.
BGH WM 80, 597; BGH NJW-RR 90, 950; BGH WM 75, 327.
LG München NJW-RR 89, 197.
AG Eltville FamRZ 89, 1299. 相比而言，以3075马克提供25次婚姻介绍则不成立。LG Nürnb. BB 73, 777.
罗马帝政时期，Diocletianus皇帝和Maximianus皇帝决定，在不动产的价金低于其价值的一半时，遭受“非常损失”的出售人有权请求撤销买卖。优帝一世将这项限制扩大适用于所有的买卖，推定在价金不足标的物价值（市价）的1/2时，出卖人表面上是自愿的，实际上是受了压迫，并非出于真心，故该买卖可以被撤销。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4页；徐涤宇：“非常损失规则的比较研究”，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实际上，当时日耳曼法上也有类似非常损失规则的内容，只是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排除其适用，与罗马法上的原本意义上的非常损失规则仍有所区别。Motive zum BGB-Entwurf II 321.
Palandt-Heinrichs, § 138 BGB Rn. 68 ff.
RGZ 150, 1.此时，纳粹已经掌握政权，并且表现出了强烈地反对高利贷的态度，不过帝国法院还是坚持了其对主观要件的要求而没有仅依客观要件断案。
BGH WM 1969, 1255; Staudinger-Sack, § 138 Rn. 182BGB.
BGH NJW 2002, 3165.
BGHZ 104, 102.在该案例中，原告从作为银行的被告处获得共30000马克的借款。该款项将在71个月内还清，月息为1.2%，中介费为1500马克，手续费为945马克，到期总共应归还59661马克。整体计算下来，年息为29.79%。原告为三口之家，作为男主人的原告每月的退休金为1400马克，女主人没有收入，他们的女儿每月收入为1400马克（女儿随时可能独立生活，带走全部收入）。按照法院的计算，当时的市场利率为16.22%，因此本案中的利率高出市场利率达83.72%。
Flume, Zur Anwendung der Saldotheorie im Fall der Nichtigkeit eines Grundstücks-Kaufvertrags nach § 138 Abs. 1 BGB wegen verwerflicher Gesinnungdes K?ufers, ZIP 2001, 1621 f.
Bork, Anmerkung zu BGH 19.1.2001, JZ 2001, 1138, 1139.
Winner, Wert und Preis im Zivilrecht, Springer, 2008, S. 215.
在一个案例中（BGHZ 128, 255），某建筑师高价融资租赁了一台传真机，出租人购买该传真机的价格为1750马克，但租给该建筑师的每月租金为145马克，租期为60个月。经过核算，本合同中的租金高于市场利率近90%（该租赁合同项下的年利率为27.76%，而同期市场利率为15.49%）。对此，法院认为鉴于承租人为建筑师，为自由职业者，经济上并未处于弱势地位，经验上也不欠缺，因此，应由其证明出租人有“可谴责的态度”。后来的类似案例，参见BGH NJW 2003, 2230.
BGH NJW 2002, 55; Koziol, AcP 188, 183, 201.
，在Daktari案中，某电视节目制作商拥有制作某系列剧的许可使用权。根据约定，在被许可人将使用权转让时，许可人有权获得50%的转让所得。许可使用合同签订若干年后，被许可人与许可人约定，向许可人支付1万马克以买断其获得未来转让所得50%的权利。在该约定签订不久后，被许可人将该许可使用权以830万马克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许可人请求撤销以一万马克放弃未来转让所得的约定。BGH支持了其请求，不过法院并没有以许可人遭受特别损失作为理由，而是将二者长期以来因合作共事而形成的特别信任关系作为其判决的依据。BGH MDR 1979, 730.
Martin Winner, aaO., S. 46-48.
实际上，1863年的《德意志普通商法典》（ADHGB）中也早有类似规定（第283条），排除非常损失规则在商事交易中的应用。Martin Winner, aaO., S. 187.
Koziol et al., Allgemeine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Kommentar), Springer, 2005, § 934 Rn. 2.
OGH JBl 1988, 449.
后来，OGH也发展了一些例外规则，例如对某些因长期的交易而有市场价格的艺术品。Martin Winner, aaO., S. 57.
详细论述，见徐涤宇：“非常损失规则的比较研究”，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Winner, aaO., S. 182 ff.
见前注9所引注的相关法律规定。
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崔建远老师认为，这样的解释有利于显失公平制度与乘人之危制度相协调，最终使“两个可撤销原因的界限清晰，法律适用明确”。认为《民通意见》第72条可以被“视为对显失公平类型的列举，而非定义。”见崔建远：“合同效力探微”，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2期。韩世远老师则考察了我国显示公平的立法史，认为现行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上对显失公平的主客观要件未做任何规定。合同法在制定过程中曾采纳过二重要件说的见解，但后来又被抛弃，这清晰地表明了立法者的（仅要求客观要件的）立场。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173-174页。
许德风：“论私法上财产的定价——以交易中的估值机制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实际上，即便是罗马法上的非常损失规则，也并未完全放弃对主观要件的考量。见颜炜：“显失公平立法探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Historically, a contract was considered unconscionable if it was ‘such as no man in his senses and not under delusion would make on the one hand, and as no honest and fair man would accept on the other.’” Hume v. United States, 132 U.S. 406, 411 (1889); 38 Eng.Rep. 82, 100 (Ch. 1750). 该规则源于普通法，后被规定在统一商法典第2-302条，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208条。Dawson教授认为该条与德国民法典第138条最为接近。John P. Dawson, “Unconscionable Coercion: The German Version”, 89 Harvard Law Review 1041, 1046 (1976). 从内容上看，我国法上与其最接近的制度当为“民通意见”第72条所定义的“显失公平”。
93 Ky. 582, 20 S.W. 781.
Dawson et al., supra note, p. 686.
121 U.S.App. D.C. 815, 350 F.2d 445; Burton, Principles of Contract Law, 3rd.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2006, pp. 244 ff.
Dawson et al., Contracts, Foundation Press, 2008, p. 695.
412 Mass. 64, 587 N.E.2d 231.
Dawson et al., supra note, p. 691.
见《民通意见（试行）》第125条。
Palandt-Heinrich, 2009, § 288 Rn. 7, 10 BGB.
BGHZ 104, 340 ?Der Kreditgeber kann aber in Allgemeinen Gesch?ftsbedingungen nicht festlegen, dass ihm ohne Rücksicht auf die für die Bemessung der gesetzlichen Ansprüche ma?gebenden Umst?de in jedem Fall weiterhin dieVertragszinsen zustehen sollen, obwohl er selbst sich an den Vertrag nicht mehr gebunden fühlt.“
按照德国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管制（Inhaltskontrolle）的规定，当事人所制定的关于在对方拒绝和迟延接受履行，迟延履行等情形支付违约金的格式条款无效（第309条第1款第6项）。
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成就了德国民法典第309条第1款第5项的规定：不得在格式条款中规定超过事物正常发展范围的损害赔偿或价值减少补偿；另外，在规定了损害赔偿后，还应明确提示对方当事人有权提出证据证明实际损害根本未发生或实际损害远远小于约定的数额。当然，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10条第1款，该规定主要适用于涉及消费者的合同。在商事交易中，该条款并不适用。
最早确定该原则的案例见：BGHZ 62,103; 梅迪库斯对该案的论理持肯定的态度：Staudinger-Medicus, 12. Aufl., § 252 Rn. 22 BGB.
MünchKomm-Kramer, § 119 Rn 115BGB.
相关案例如“舒红军诉陈雄和无效民间借贷纠纷案”，江西省靖安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靖民一初字第22号（赌债使得借贷合同本身全部无效）；“刘长龙诉万国生等民间借贷纠纷案”，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高民一初字第1279号（超过法定部分无效）。
BGH NJW 1958, 1772; NJW 1962, 1148; BGHZ 44, 158, 162; BGHZ 68, 204, 207; NJW 1983, 1420, 1421; NJW 1983, 2692; NJW 1994, 1275; BGHZ 44, 158, 162; BGHZ 68, 204, 207; NJW 1958, 1772; OLG Oldenburg NJW-RR 1986, 857, 858; LG Aachen NJW-RR 1987, 741, 742; vgl. auch BGH NJW 1990, 384; Canaris, WM 1981, 978, 979; Honsell, ZHR 148, 298, 299, 301.
Lindacher, Grunds?tzliches zu § 138 BGB, AcP 173, 124, 128 f.
Bunte, NJW 1983, 2674, 2676; Canaris, WM 1981, 978, 985 f.; Dauner, JZ 1980, 495, 503; Flume, AT § 18, 10; Hager, JuS 1985 264 ff; Koppensteiner/Kramer, Ungerechtfertigte Bereicherung, 1988, S. 65 f.; Larenz, Schuldrecht II, § 69 III b, S 562 (Fn 3); Medicus, in: Gedschr Dietz, 1973, S. 61, 71, 74; MünchKomm-Lieb, § 817 BGB Rn 17, 17 a; Reich, JZ 1980, 334; Staudinger-Lorenz, 1999, 2007, § 817 Rn 12 BGB.
Note: Judicially Imposed Usury Penalties in the Absence of Statutory Penalties: Can Freedom of Contract Co-Exist with Public Policy After Meritt v. Knox?, 68 N. C. L. Rev. 1021, 1025 (Fn. 47) (1989-1990).
N.C. Gen. Stat. § 24-1.1 (1986).
Ibid, pp. 1025-26.
“If a contract or term thereof is unconscionable at the time the contract is made a court may refuse to enforce the contract, or may enforce the remainder of the contract without the unconscionable term, or may so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any unconscionable term as to avoid any unconscionable result.”
关于中国古代的高利贷研究，可参阅方行：“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问题”，载《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陈支平：“清代福建乡村借贷关系举证分析”，载傅衣凌、杨国祯主编《明清福建乡村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高利贷与社会再生产”，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264页。
《汉书·王子侯表（上、下）》。
《魏书·释老志》。
《唐会要（卷八八）·杂录》。
《唐会要（卷八八）·杂录》。另外对典当业有“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收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的说法，见《唐令拾遗》。
《宋刑统·第二十六杂律引杂令》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起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又不得迴利为本。”“诸以粟麦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仍以一年为断，不得因旧本更令生利，又不得迴利为本”。“诸出举两情和同私契取利过正条者，任人纠告，本及利物并入纠人。”
《庆元条法事类·出举债负·关市令》记载：“月息不得超过四分，积日虽多，不得超过一倍。”
《金史·食货志五·和籴》记载：“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积久至倍则止。”
《元史》记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曾行敕令：“民间贷款取息，虽逾期限止偿一本息。”
《大明律卷九户律钱债》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
《大清律例》规定：“凡私放钱债，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
“消费借贷而取利，古来不予否定；即寺院本于‘利他’，亦放款而收利息（寺院设无尽藏）；汉代，汉书谷永传：‘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颜师古注说‘言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于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惟对暴利行为则予以禁止。”潘维和：《中国民事法史》，（台湾）汉林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页。关于私法社会化思潮与近代中国民法学发展的精当研究，见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64页。不过彼时作者认为在“培本固原”（尊重私权）与“持续发展”（社会化考量）两个任务中，前者更为重要。不知时过境迁，作者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在笔者看来（也是本文一以贯之的主线），社会化考量是权利的必要组成部分，私权之提倡与社会利益之平衡同等重要。
彭凯翔等：“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究”，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荀子也有类似见解（荀子·大略篇）：“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
如德川时代商人放贷的年息通常为15%左右。Charles D. Sheldon, “‘Pre-Modern’ Merchants andModernization in Japan”, 5 Modern Asian Studies 193, 197 (1971).
前引张五常书，第22页。值得注意的是，将其归结为交易成本，在归类上虽然简洁，但并不能解决风险的控制与测量问题，因此仍有将其单独加以分析的必要。实际上，张五常自己也承认：“如果风险可以提前被量度，就没有风险可言了”。
张五常：《经济解释（卷二）：供应的行为》，花千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8页。
Danach l?sst sich der Zins definieren als ?Gewinn- und Umsatzunabh?ngige, laufzeitabh?ngie, in Geld oder anderen vertretbaren Sachen zu entrichtende Vergütung für die M?glichkeit des Gebrauchs eines Kapitals“. Canaris, Der Zinsbegriff und seine rechtliche Bedeutung, NJW 1978, 1891, 1892.
Canaris, aaO., NJW 1978, 1891, 1893.
Christoph Becker, Die Lehre von der laesio enormis in der Sicht der heutigen Wucherproblematik, Carl Heymanns Verlag KG, 1993, S. 27 ff.
Zimmerman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 Cape Town: Juta &Co, 1990, p. 264.
Accursius, Glosse zu C.4.44.2 (1235).
Thomas Aquius, Summa theological (1270), 2.2.77.1.
Thomasius, De aequitate cerebrina legis II. Cod. de rescind. vendit. et eius usu prac- tico cap. II, § 14.
Endemann, Handbuch des Deutschen Handels-, See- und Wechselrecht, 2. Aufl., 1882, § 261 III, S. 555 f.
James Gordley, “Equality in Exchange”, 69California Law Review1587, 1594 (1981).
Joseph Story, Commentaries on Equity Jurisprudence as Administered in England and America, 14th Ed., 1918, p. 339.
J. Chitty,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Law of Contracts Not Under Seal and upon the Usual Defenses To Actions Thereon, London, 1826, p. 7.
“Value” may mean value to the parties, value on the market or from a “commercial point of view”, or some “absolute” or intrinsic value. The third does not exist since value varies with time and place and “will depend upon ten thousand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 second is irrelevant since it reflects the value which third parties put on a commodity. And so one is left with value to the parties themselves. But that is “relative”, “subjective”, and not discoverable without a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ir motives. Gordley, 69 California Law Review 1587, 1599 (1981).
亚里士多德：《尼克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6页。德国学者Coing认为盖尤斯（Gaius）侵权与合同的分类取自亚里士多德。Coing, Zum Einfluss der Philosophie des Aristoteles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rimischen Rechts, 69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 Romanistische Abteilung, 1952, 24, 39-42.
前注，亚里士多德，第137-138页。
James Gordley, “Equality in Exchange”, 69 California Law Review1587, 1590 (1981).
前注，亚里士多德，第228页。
前注，亚里士多德，序第11页。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前引韦伯书，第60页。《新约》和《旧约》中的其他篇章也有教导人们兄弟般互助，谴责高利贷的观念的语句。旧约中如《利未记25:35》、《申命记23:19》、《诗篇15》、《以西结书18:13》，新约中如《路加福音6:34》等。在《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向夏洛克借钱时，说过这样的话：“我恨不得再这样骂你、唾你、踢你。要是你愿意把这钱借给我，不要把它当作借给你的朋友——哪有朋友之间通融几个钱也要斤斤较量地计算利息的道理？——你就把它当作借给你的仇人吧；倘使我失了信用，你尽管拉下脸来照约处罚就是了。”见《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但丁也对高利贷者以及他们的钱袋做过生动描述。见但丁：《神曲·地狱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07页。
John Noonan, Jr., The Scholastic Analysis of Usury, C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14.
John Noonan, Jr., The Scholastic Analysis of Usury, Cmbridge, Mass., 1957, p. 506.
前引勒高夫书，第23页。
前引勒高夫书，第80页。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
孙诗锦等：“试论中世纪天主教会高利贷观念的嬗变”，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6期。
前引伯尔曼书，第309页。
前引伯尔曼书，第417页。
John M. Houk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n The History of Usury and Interes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hrough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p. 99.
Ibid, p. 100.
12世纪开始，大量的犹太当铺开始被课以重税，被驱逐或强制征缴。当然，高利贷者仍然存在，只不是被称作伦巴底人（Lombards）所代替。他们通常在放款时收取50%至300%的利息。借款的对象有包括教会和国王。Ibid, p. 117-155.
费孝通等：《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费先生寥寥几句即概括了韦伯这部名著的核心思想，让人至为钦佩。
前引韦伯书，第101页。
前引费孝通书，第109页。
此后的学者甚至更进一步，认为甚至不是新教伦理，而是从12世纪到19世纪“围绕着高利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资本主义”。前引勒高夫书，第1页。当然，也有学者与韦伯的“殊途”但“同归”的思考路径，认为中世纪的教会即使采取禁止高利贷的政策，也还是不乏开明的。如伯尔曼甚至怀疑资本主义与新教教义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在11-12世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本质上可能是相容和互相依赖的：“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天主教会不仅不谴责金钱或财富本身，而且确确实实地还鼓励追求金钱或财富，只要从事这种追求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并按照一定的原则。”前引伯尔曼书，第418页。对韦伯的批评，在其著作发表后从未停止过。新近的一项统计研究试图证明，德国新教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宗教改革过程中的文化普及——路德将圣经翻译为德语，并提倡人们自己阅读圣经（当时天主教的做法是由教士朗读圣经），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知识水平，提升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具体数据与回归分析方法，见Sascha O. Beckeret al.,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124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531–596 (2009).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袁瑜琤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73页。
格劳秀斯（Grotius）、普芬道夫（Pufendorf）和托马修斯（Chiristian Thomasius）都对利息持自由的态度。Klaus Luig, Bemerkungen zum Problem des gerechten Preises bei Christian Thomasius, in: Tradition und Entwicklung, in: Gedenkschrift fur Johann Riederer, Pollock, 1981, S. 167-179. 同时期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也认为“一切立约议价的东西，其价值是由立约者的欲求来测量的，因之其公正的价值便是其愿意付与的价值。”因此，“贱买贵卖”并非不义。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4页。
John M. Houkes, supra note, p. 185. 该利率在1624年被降为8%，1652年再被降为6%，1717年（被Statue of Anne）降为5%。
Luig, Vertragfreiheit und ?quivalenzprinzip im gemeinen Recht und im BGB: Bermerkungen zur Vorgeschichte des § 138 II BGB, in: FS Coing,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2, S. 173; John M. Houkes, supra note, p. 383.
例如，在1870年，德国股份公司法中废除了特许制而代之以准则主义，导致股份公司大量注册，小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受损。为此，德国不得不于1884年重新修订其股份公司法，确立其至今仍坚持的资本维持等原则。
Atiyah,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 Clarendon Press, 1979, p. 550.
“…within twenty years the problem of the small needy borrower was beginning to raise acute social problems. Rapacious moneylenders, backed to the hilt by the law, began to appear un and down the country, advertising freely in the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New legislative controls became imperative.” Ibid., Atiyah, 1979, p. 551.
H.C. Parliamentary Papers, 1881, viii. I, pp. 13-14; Ibid., Atiyah, 1979, p. 709.
Ibid, Atiyah, 1979, p. 711.
Ibid, Atiyah, 1979, p. 712.
Luig, aaO., S. 187.
有学者从劳工关系的角度研究了早期德国社会化思潮兴起的过程，值得参考。德国工业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结束于19世纪70年代初。在这一过程中，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阶级分化与贫富对立明显。对此，除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用革命手段彻底改变劳资对立外，还有李斯特（List）的“经济伦理”、美因茨主教克特（Kettler）的“基督教社会化”和法学家、政治家提出的建立企业共同体、劳工部等改良主张。孟钟捷：《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36页。
Luig, aaO., S. 190-191.
Kübel, Begründung, S. 9.
以在第138条第2款中的明示规定确保对该条第1款的正确解释（die gewollte richtige Auslegung des Absatzes 1 (des § 138) in Beziehung auf wucherliche Vertragegegen jeden Zweifel sicherzustellen）。Luig, aaO., S. 202 m.w.N.
RG 150, 1; Heinrich Stoll, Die Bedeutung der Entscheidung des Gro?en Senats für Zivilsachen über Wucher und berteuerung (RG 150, 1), AcP 1936, 333, 334;Reinhard Zimmermann, “Civil Code and Civil Law, The "Europeanization" of Private Law With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Reemergence ofa European Legal Science”, 1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63, 102 (1994/95) 
Thomas Hill Green, Liberal Legislation and Freedom of Contract: A Lecture, Slatter and Rose, 1881; Maria Dimova-Cookson, “A New Schem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Freedom: Reconstructing T. H. Green on Freedom”, 31 Political Theory 508, 510 (2003).
Supra note, Atiyah, 1979, p. 586.
Supra note, Atiyah, 1979, p. 589.
Issacharoff et. al.,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of CoProtection, in: Cafaggi et. al., New Frontiers of Consumer Protection: Combining Private and Public Enforcement, Intersentia: Mortsel, 2009, pp. 47-62.
Shavell, “A Note on Efficiency vs. Distributional Equity in Legal Rulemaking”, 71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14 (1981); Kaplow et al., “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 23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667 (1994).
例如近日所谓“捞尸谈价”事件。
Michael J. Trebilcock, The Limits of Freedom of Contract,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4.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5. Aufl., 1972, J. C. B. Mohr, S. 409 (Kapitel VII, § 2)..
Max Weber, a.a.O., S. 412-13.
Max Weber, a.a.O., S. 414.
许德风：“住房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Kant, Immanuel Kants Werke (Schrift von 1783-1788), Band IV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herausgegeben von Artur Buchenau und Ernst Cassirer, Berlin, 1922, S. 253.
斯密：《道德情操论》，蒋白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Eric A. Posner, “The Jurisprudence of Greed”, 15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097, 1132 (2003).
Münchener Kommentar-Karsten Schmidt, § 348 Rn. 2, 14 HGB.当然，德国法院在具体适用这些原则时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例如，在一项服务合同中，被告担任原告的商事代理人，负责推销被告（出版社）的广告。双方约定若被告解约，应提前通知原告。后来，因所带的团队集体辞职，原告失去了继续履约信心，于是未依合同约定的期限（提前若干月）而申请立即辞职。原告依合同约定要求被告支付约2.5万马克的违约金。法院经审理认为，既然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若不按约定的期限而提前申请辞职即应支付违约金，足见该期限对原告的重要意义（如防止被告离职造成经营上的混乱），因此，原告违反此项约定已不是轻微的违约。另外，从市场的发展来看，从签约至今，市场本身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实际上，在被告解约的前一年，被告还从原告处获得了近10万马克的收入。因此也不构成情事变更。OLG Karlsruhe BB 1967, 1180.
Stefan Thomas, Preisfreiheit im Recht der Allgemeinen Gesch?ftsbedingungen, AcP 2009, 84, 88.
前引彭凯翔等文，第156-157页。
利息和红利是有区别的。现行法管制利息的高低，但从未对红利做任何限制。这种做法的根源实际上来源于二者的不同定义——和利息不同，红利的取得与企业（或个人）能否获得利润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红利的权利人要承担远比债权人更多的风险，或者，确切地说，是在和债权人共担投资不能收回与不能获得预期利润的风险。Canaris, aaO., NJW 1978, 1891, 1891.
或许——作为一项有一些异想天开的猜测——正是因为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实行严格的（以宗教为主要媒介的）利息管制促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投资者不得不通过设立合伙、公司等商事组织经营牟利。
New York Dry Dock Bank v. American Life Insurance & Trust Co., 3 N.Y. 344 (1850).
F. Ryan, Usury and Usury Laws, 1924, p. 59 (quoting New York Jornal of Commerce, Jan. 5, 1850).
F. Ryan, Usury and Usury Laws, 1924, p. 59 (quoting New York Evening Post, Feb. 23, 1850).
N.Y. Gen. Oblig. Law § 5-521 (“No corporation shall hereafter interpose the defense of usury in any action. The term corporation,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construed to include all associations, and joint-stock companies havingany of the powers and privileges of corporations not possessed byindividuals or partnerships”).
Mathew Rabin et al., “First Impressions Matter: A Model of Confirmatory Bias”, 114 Q. J. Econ. 37, 68-72 (1999).
对消费者心理的研究，在工商管理领域，早就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霍依尔：《消费者行为学》，刘伟译，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年版；丹奇格：《人们为什么要买不需要的东西》，冯铁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我国关于滥发信用卡导致消费者或年轻人（如年龄上已成年但尚未自立的大学生）过度消费，从而使亲友乃至父母蒙受重大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的报道如舒眉等：“信用卡，你的钱包谁做主”，《南方周末》，2009年8月5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32479（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8月18日）。
Amos Tversky et al.,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211 Science 453 (1981).
“By allowing debtors to escape from high-interest credit contracts, they (usury laws) force creditors to withdraw such contracts from the market, denying the debtors the opportunity to obtain high-risk credit in the first place.”Eric A. Posner, “Contract Law in the Welfare State: A Defense of the Unconscionability Doctrine, Usury Laws,and Related Limitations on the Freedom to Contract”, 24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83, 287 (1995).
“In spite of public scorn, illegal lender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helping working-class families make ends meet.”Lendol Cald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s: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1.
Lendol Cald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s: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6-47.
即认为也许债务人陷入破产的危险并不大，但若为数额不大的债权专门派员催债和执行，执行的费用很容易便超过借款的数额。这也是小额贷款以及典当借款利息较高的原因。
在这一段时间，大多数典当借贷的数额通常很低（5美元或更少）。Ibid., p. 48.
前引徐畅书，第95-120页。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09页。
前引徐畅书，第103页；费孝通对此也早有论述，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如1859年成立的Pawner’s Bank of Boston和1894年成立的Provident Loan Society of New York。Lendol Cald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s: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9.
Lawrence M. Friedman, The Usury Laws of Wisconsin: A Study in Legal and Social History, 1963 Wis. L. Rev. 515, 563-565(1963).
“If a direct transfer or complete insurance is infeasible (perhaps because of informational or incentive problems), artificially low interest rates can help individuals redistribute income from states of nature when they are rich to states of nature when they are poor.”Glaeser et al., 31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3 (1998).
由此可推断，贫富差距大，贫富转换频繁，借款在用途上限于主要用于消费借贷等因素，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对严格的高利贷管制。Glaeser et al., 31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4 (1998).
12 U.S.C. § 85 (2004); 12 U.S.C. § 24(Seventh); Marquette National Bank of Minneapolis v. First Omaha Service Corporation439 U.S. 299 (1978); Spellman v. Meridian Bank1995 WL 764548; Smiley v. Citibank (South Dakota), N.A.517 U.S. 735 (1996).
Teresa A. Sullivan, Elizabeth Warren, Jay Lawrence Westbrook, Limiting Access to Bankruptcy Discharge: “An Analysis of the Creditors’ Data”, 1983 Wisconsin Law Review.
一些研究表明，个人破产制度的宽严也会影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难易，个人破产的免责程度越高，债务人的违约率就可能越高，银行等金融机构就越有可能惜贷。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治理结构简单，企业的所有者有充分的便利将企业的财产转移给自己。Jeremy Berkowitz, Michelle J. White, “Bankruptcy and Small Firms'' Access to Credit”, 35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 69 (2004).
Douglas G. Baird, The Elements of Bankruptcy, 2. Edition, The Foundation Press 1993, pp. 32-34.
招商银行网站：http://creditcard.cmbchina.com/products/rule/（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月17日）。
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与李志永、曹玉娇借款合同纠纷案，（2009）朝民初字第17424号。
根据2006年的《沈阳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第22条，供水企业可以对欠费用户停止供水，并对欠费用户按日加收应缴水费3‰的滞纳金。类似的规定如邮部（1998）125号《关于调整电信资费滞纳金标准的通知》规定，用户超过规定期限未付电信费用的，电信企业从逾期之日起至实际还款时止，每天按用户所欠费用款额的3‰收取滞纳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何种标准计算电话费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对此再次加以了肯定。
见北京丰海香园餐饮有限公司与北京怡海达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上诉案，（2009）二中民终字第16412号。
近年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Bar-Gill et. al., Making Credit Safer, 157 U. Penn. L. Rev. 1 (2008)。当然，时至今日，对消费者保护的论调乃至对美国新法持保留乃至批评态度的论点仍不少见。如Evans et. al., The Effect of the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Agency Act of 2009 on Consumer Credit, 22 Loy. Consumer L. Rev. 277 (2010).在这两篇文章中，后者更多是信念、口号式的陈述，仅仅陈述了诸如“监管会使行政机构做大，监管成本激增”，“羊毛出在羊身上”，过多的监管将导致消费者所付利息的增加或导致消费者贷款供给的下降等老调观点。比较而言，Bar-Gill等的论详实，实证充分，更有说服力。
如李金泽：《论我国银行业消费者保护与自律机制之完善》，载《时代法学》，2004年第6期。
如马洪雨等：《危机背景下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2月；何颖：《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原则》，载《法学》，2010年第2期。
在2010年8月发布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监管部门已意识到信用卡交易中存在的损害心智不成熟、信息不充分之消费者的可能性，规定不得向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发卡（第41条），在发放学生信用卡之前，发卡银行必须落实第二还款来源，取得第二还款来源方（父母、监护人、或其他管理人等）愿意代为还款的书面担保材料（第42条）。还规定应当向消费者全面、充分地提示用卡风险：“营销宣传材料应真实准确，不得有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得有夸大或片面的宣传。应由持卡人承担的费用必须公开透明，风险提示应以明显的、易于理解的文字印制在宣传材料和产品（服务）申请材料中，提示内容的表述应真实、清晰、充分，示范的案例应具有代表性（第3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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