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则，在中央立法层面上，该原则迄今未有配套的细化制度，以至于在地方政府的某些领导眼中，专家和公众意见只是实现其意志的工具，或者根本不听取，或者仅仅是走过场。
二则，更为重要的是，城乡规划尤其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或修改，在编制草案之前，就应该在规划所涉地区充分征求公众对开发、发展的意愿，惟有如此，才能保证公众在“第一时间”知情并参与到规划制定或修改之中，才能在“第一时间”就协调各方利益，并逐渐“过滤出”当地的公共利益共识。而在规划草案基本形成以后再征求意见，普通公众对充斥专业术语的草案内容会有一种疏远感和陌生感，对其中哪些内容是与其土地/房屋有密切关联的，并不了解得十分清楚。规划部门通常采取的上网公示或贴告示的公告方式，又不附加通俗易懂的说明，因此，即便依法履行了征求意见的程序，也不见得能切实获得公众的利益诉求。更何况，草案编制已经耗费不少行政成本，编制者也并不十分情愿对草案再做重大变动。
三则，依据法律规定，专家和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及理由说明，仅仅是由编制者向作为审批者的政府报送，而无需向社会公开。公众更无法知晓、监督规划制定者对其意见是否重视、重视程度如何。
简言之，当前的城乡规划典型风格是“少数人决策”，很多情况下公众利益得不到有效理解和保护。公众参与更多是“象征性参与”，公众处于被动告知与接受地位，还未实现合作性参与、代表性参与、决策性参与，不可能发挥实质性作用
其实，若城乡规划的正当程序得以建立，位于上游的城乡规划经严格程序、汇融众意而形成，那么，到了下游的征收、补偿乃至拆迁环节，行政成本以及来自民众的阻力将大大减少。
其三，地方财政、经济发展、人民福利难以平衡。
在土地（房屋）征收领域，还包含着一个地方财政问题。中国的土地财政建立在一次性收取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来50年至70年的土地收益）的基础上。这种方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聚集巨额的可支配财力。
从好的一面说，地方政府藉此可以改进城市面貌、吸引大量投资、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增加税收来源、就业机会和城市竞争力等。
从坏的一面说，有些地方政府领导也藉此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甚至从中寻租谋取私利。而这种特殊土地财政最具危害性的是“寅吃卯粮”，对未来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民众，构成严重的资源威胁和财政紧张，是一种严重的代际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