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农村土地征收和补偿更为复杂。由于《土地管理法》规定以“土地原用途和不低于原有生活水平”为补偿标准，导致农地征收补偿过低，农民与政府在土地收益分配上严重失衡。扭转这一失衡状态，保证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收益，涉及多层次、多方位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在农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农地使用权是否可以直接上市交易，打破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制度；若农地无法直接上市、没有直接可资比较的市场价，征地补偿标准应该是什么、如何确定或制定、如何适时调整；由于被征收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征地补偿费应该如何分配，国家立法是否需要规范之；失地农民“城市化后”的生活、工作、养老等如何得到保障，等等。
其二，城乡规划缺乏正当程序。
在概念上，规划与征收是两回事，但又密切关联。其实，土地/房屋的征收与否，早在政府制定城乡规划阶段，就已基本定下来了。例如，政府规划将原来的居住用地改为工业用地或商业、旅游、娱乐用地，该地块上居民住宅的未来命运很有可能就是“被征收”“被拆迁”。在此意义上，政府征收的决定无非是依据《城乡规划法》，实施和执行城乡规划；城乡规划本身也就相当于“预征收”。
因而，前文讨论的政府征收正当程序，若不能与规划制定过程联系起来，就会陷入本末倒置的制度设计思路。当前，政府规划的朝令夕改随处可见，浪费、腐败、公众利益受损、生态环境破坏、名胜古迹湮灭，充斥在拆拆建建、建建拆拆之中。领导意志在政府规划制定过程中居支配性、决定性地位，是所谓“公共利益”“社会效益”的决断者。而合法权益有可能受到规划影响的公众，或者是受蒙蔽的无知者，或者是受轻蔑的无力者。
《城乡规划法》第26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由此，制定规划过程的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基本原则，已经在法律上确立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