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完成合宪的基本框架，并不意味着新制度设计就可到此为止。《征求意见稿》达到宪法上的形式要求，只是制度合宪化的起码步骤。新条例如何规定公共利益条款、征收和补偿程序条款、补偿标准条款、强制拆迁或搬迁条款、非公益拆迁条款等的具体内容，仍然是公众高度关心且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什么是公共利益”“征收程序应该是怎样的”和“应该如何给予公平补偿”，是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三个重大难题。
这充分表明，合宪化目标尚需在实体维度，通过法律技术问题的解决加以实现。换言之，宪法征收条款之中“公共利益”“征收”“补偿”等关键性但实际上又十分空洞的概念，需要在具体立法之中获得实在的意义，通过制度细节完成“充实宪法空洞概念”的任务。
然而，时至今日，新条例迟迟不能出台，意味着其合宪化使命正在受阻。阻力究竟何在？是部分人想象中的地方政府？开发商？或者二者之间的联盟？还是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违宪审查遭遇系统性困境
提起违宪审查，人们会想起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促使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遣送办法》”）的违宪审查建议。在建议后的一个月，国务院废止了《收容遣送办法》。与“孙志刚事件”相似，国务院也早在考虑修改《拆迁条例》，只不过，此番努力并未像“孙志刚事件”那样迅速得到一个自我纠错的合宪化结果。这是因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救助管理取代收容遣送，并未牵扯更多体制性因素；而此次违宪审查建议，却深深地陷入了一个“系统性困境”。
这个困境主要由以下诸难题综合构成：
其一，农村房地征迁更为复杂。
当下中国的拆迁建设，有相当部分是发生在集体所有制土地上，发生在斑驳地夹杂于城市里的“城中村”和广袤的乡间田野。假如一个合宪、合理的城市房屋征迁制度出台，法治文明的阳光却无法同时照耀农村大地，那里的暴力、血腥强拆事件还依然频频曝光于媒体，那么，新条例对于中央立法者重塑其权威性与正当性，又能有多大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