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带领党另辟蹊径，实现了指导思想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但是，邓小平并未从根本上放弃毛泽东的党权国家主义，只是通过改革开放，对国家主义在具体政策和做法上进行了调整修补，改变了国家权力的用力方向和方式，从重政治转向重经济，从高度集权、全面紧张转向适度放权、内紧外松，从完全的人治转向以人治为主法治为辅，从闭关锁国转向对外开放，引入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因素。在强调国家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同时，适当关怀民生，有限度地给予民众一些自由（主要在经济领域）。

　　国家主义的体制必然导致由国家（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民众只能充当权力和国家经济发展（GDP）的工具。难免出现权力直接控制、干预经济，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利用，出现普遍的行政垄断和权力腐败，使市场经济变形、异化成官场经济和权贵经济。发展的方式必然是追求政绩和GDP即时效应，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外贸，过度依赖于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牺牲环境、牺牲劳工权益的粗放发展和血汗发展。发展的成果和社会财富必然更多地流向权力，流向政府，流向官员，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较为温和、务实的，引入了若干市场经济因素的党权国家主义。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家主义体制有效地引入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等市场经济因素，快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牵制、扭曲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经济质量不高，效益较差，污染严重，结构不合理，缺乏创新精神和核心竞争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让权力逐步退出市场，退出社会，恢复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主创新的能力。从根本上说，就是逐步放弃党权国家主义，回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正途上来，回到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义上来。

　　在恩格斯晚年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不是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不是用专政取代民主，而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的框架内扬弃和改良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民主、人权和福利扩大到全社会，在保护产权，保持社会效率的同时，促进财富分配更加合理，社会更加趋向公平正义。

　　民主社会主义一方面以社会主义的原则限制资本，防止资本侵害劳工和社会的利益；一方面以民主宪政的原则限制权力，防止权力与资本勾结，防止权力侵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民主社会主义是对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和国家（党权）至上的暴力社会主义、专制社会主义的改造、扬弃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