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关头，这个转折并非仅仅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是要求国家根本战略方向以及根本指导思想和制度体制的转变。质而言之，就是要求从党权至上的国家主义向民权至上的社会主义转变。没有这种根本的转变，单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代化运动是人的解放运动，是不断克服人的异化，使人从宗教权力、资本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最终恢复人权和人的主体地位的历史过程。

　　现代化肇始于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和推崇，也就是把人从神的工具和奴仆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主体地位。但是，资产阶级主导的文艺复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在克服宗教异化的同时又带来了资本的异化，使人沦为资本的奴隶。

　　社会主义运动（从空想到科学再到民主）是人的解放运动的深化发展，其宗旨是把人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恢复人作为劳动者和创造者的主体地位，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却被马克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引向了歧途。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是与文艺复兴精神一脉相承的，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主张通过斗争和专政的途径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俄国和中国的实践都证明，手段恰好是对目的的否定，斗争和专政与人的自由解放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斗争和专政的理论与纳粹的种族国家主义殊途同归，使社会主义蜕变成一种党权国家主义。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专政，领袖的独裁和专政）国家，不仅未能使人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消灭了自由竞争的私人资本，又代之以垄断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反而使人更深地沦为国家（国家的计划、规划、运动、GDP等等）的工具和奴仆。党权国家主义既背离了文艺复兴的方向，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义。

　　1949年，中国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党权国家，毛泽东全面推行极端的国家主义，党和国家以政治运动（所谓“阶级斗争”）方式强行占有了一切私人生产资料，实行国家垄断经济（计划经济、命令经济、官僚经济、运动经济等等），为消除人们对国家在经济上强制和垄断的不满，又不断开展思想改造、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对知识分子和党内外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迫害，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实行全面的清洗、控制和专政，人皆沦为国家（党和领袖）的奴仆和工具。毛泽东的极端国家主义全面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中国陷入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民生凋敝的无尽灾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