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所得税的课征

　　在税收制度中，德国学者Neumark认为，“没有任何税比所得税更为民主、更富有人性及社会性”。[16]所得税法一贯以斟酌纳税人生活所必需部分所得，注重生存权保障为着称，其中突出地表现在所得税扣除方面。所得税扣除的法理在于：税收是国家作用的前提，但个人的存续却是国家存立的前提。因而，得课征租税，但人民生存所必需的资产及生产工具却是不容侵犯的领域，此部分的资财应严格禁止作为课税对象，课税的起点必须是从人民足以自立维生之后开始，此部分对个人所拥有的、基础维生所需要的保护，即是所谓的消极之“基础生存所需保障”。因此，所得税课征中对于基础生存所需界定为“免税额”的规定，并非基于国家立法考量的宽待、或政策的优惠，而是宪法原理上的必然。在所得税法上将人民最低生活所需的部分视为“禁忌区域”，乃有宪法层次的根源。[17]

　　具体在所得税扣除上，日本所得税法规定所得扣除大致分为以下五种：第一，基本生活费扣除、老年人扣除、配偶扣除和抚养扣除。第二，残疾人扣除、寡妇扣除和工读学生扣除。第三，杂项损失扣除和医疗费扣除。例如，日本所得税法第57条之二，所得税法施行令第167条之五即规定薪资所得的特定支出（如通勤费、研修费、资格证照取得费、归家旅费、因职务调动所衍生的额外支出等），如超过薪资所得扣除额时，就超出部分得核实加以扣除。第四，社会保险金扣除、低额企业保险等分期付款扣除、人身保险费扣除以及财产保险金扣除。第五，捐款扣除等。我国台湾地区所得税第17条规定了配偶免税额、抚养亲属免税额。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的税收改革，大量减少因经济目的的税收优惠，但对家庭予以大力支持，抚养亲属的免税额增至2000美元，并依物价变动予以指数化。欧洲各国近年来亦无不大量提高抚养免税额，提高的程度往往惊人。

　　规定所得税扣除的意义在于：一则在于与国家直接提供服务的计划相比，通过所得税扣除方式使个体独立最大化，保留了选择的自由，因此，个体更感受到受到尊重，更符合人性尊严；二则在于可以避免国家征税及发放福利之间所造成的浪费。因此，为保证国民最低限度生存权利的连续性，国家不应该先对于国民加以课税，之后，再以社会救助的方式退还给纳税人，以资补偿。一方面领受社会福利给付，另一方面需缴纳所得税，则使公权力过度不当干预。[18]国民所获得的所得财产，首先应归属于自己，国家只能就不影响国民生存所必要的财产部分加以征收税捐。[19]法律不允许国家一方面扮演放火者角色，一方面又扮演救火者角色；一方面课税侵犯人民所拥有担税能力之基本权，一方面又借社会福利法来救助无能力者。德国公法学者Isensee将此比喻为古希腊戏剧中由森林之神合唱之Satyrspiel滑稽剧，乃因其具有半人半兽之两面性格。[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