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父亲做化疗陪护时，曾经无意中听父亲叹息自己的病，“这都是命”。我知道父亲是一个不信命的人，如果信命，他或许还在江西农村务农。父亲1956年出生于南昌新建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在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二。他18岁高中毕业后并不甘于在家务农。对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而言，当兵是他们离开农村唯一可能的出路，因此当兵的指标是抢手的香饽饽。可我大伯已经入伍，占了家中入伍的名额，而村子中的民兵连长又希望自己的侄子被征召。父亲不甘心，给招兵连长写信、表决心，终于打动了招兵连长成功入伍，驻守福建连江海防前线。在部队中，父亲文化素质较高，文笔又好，提干本来很有希望，但他所在的连队却因为编制调整被裁撤，导致他丧失了提干的机会。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父亲那时已是一名4年的老兵，即将退伍，家中也劝其返乡务农，但父亲实在心有不甘，希望能够搏一搏高考。部队有规定22岁以下的战士有资格从部队参加高考，而父亲当时已经23岁，可父亲求学的诚意打动了营长，他争取到了全营仅有的两个高考指标之一，并成功考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早年坎坷的经历使他明白一个人因为并非自己能够左右的条件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痛苦。他走上反歧视的道路并非来自于他的阅读，而是当他看到优秀的年轻人从农村考入大学、成功地通过教师考试，却因为乙肝“小三阳”而不能入职时感同身受的痛苦。
父亲总觉得我生活的物质环境过于优越，缺乏磨砺，因此总想将我在夏天送到江西老家的农村“忆苦”。他常说：“你应该感受一下赤脚在能够烤熟鸡蛋的石板路上行走，在充满蚂蝗的水田中插秧的苦。”在他看来，他和母亲已经为我提供了相对优越的家庭条件，因此我应该选择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公平作为自己的事业。得知父亲生病后，我曾打算放弃赴法国留学的机会在身边陪他，可被父亲拒绝。母亲告诉我他不希望耽误我的前程，不想让我看到他受苦，而他更觉得民主和法治的事业需要我们年轻的法律人去推动。
父亲生前给予我很多教诲，有一句我会铭记终生。而他走后引发了如潮的悼念，亦有一句话令我刻骨难忘。2009年9月6日我飞往巴黎留学前一日，父亲去上海闵行参加公共预算改革的会议，7日飞回北京直接从机场送我走。他在机场对我说：“克蒙，你要记得，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你要有毅力，要细心。”
2010年11月26日父亲的追悼会上，一位长者对我说：“我不是学法律的，和政法大学也没有关系，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谢谢他所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