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蔡定剑
蔡克蒙
【全文】
“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你要有毅力，要细心”。
2010年11月22日凌晨，父亲走了。21日一早，我和母亲就被告知：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呼吸衰竭，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一天我守在他的床前，肿瘤使他粒米难进，胳膊削瘦如柴，而腹部却肿胀如鼓，我不忍心看他。他几乎整日昏迷，仅是在下午他多年的老朋友王振耀先生前来探望时，微微睁开眼睛，示意我们将他的新书《走向宪政》赠给王老师一本。其余的时间，他只能在床上吃力地喘着气。到了晚上，他已感觉不到持续折磨他五百余日的痛苦。我和母亲觉得此时离开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凌晨3时30分，他永远地走了。
父亲并不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也很少在朋友交际上投入时间。对他交友能力的怀疑，甚至让我向父亲的学界友人请教问题时都会惴惴不安。既非大家又难称名流的他，在身后引起了这样大的反响和追思，这是我和母亲，或许也是父亲自己从未想到过的。父亲虽然奋笔疾书，却很少涉及我们年轻学子顶礼膜拜的政治哲学，如康德、黑格尔或施特劳斯。他外语能力并不出色，虽然能阅读一些英文的专业资料，也能对付出国的英语交流，但他组织的英语句子常为母亲和我所诟病，遑论像很多我崇拜的学者那样精通日德法等多国语言。他对待书籍的态度很功利，由于他缺少时间，往往是研究需要哪个领域他才会看哪个领域的书。他倒是十分关注与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各类报刊，这令我颇有些不解。父亲走后，我才发现我对他的理解是多么的片面。学界、媒体与民众的悼念与追思，帮助我拼成了一个更完整的父亲；帮我认识了小时候夜里两三点醒来，看到他书房中夜阑烛火的价值；明白他拆开那些申冤叫屈的信件并写回信的意义；理解他电话中，不厌其烦地解答记者关于民主宪政的一些基本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2009年6月22日是一个我将牢记终生的日子，那时我正值大四，在北大校园中摆摊卖书，母亲电话通知了我父亲体检查出胃癌肝转移。我含泪赶回家，看到眼睛哭红了的母亲在看体检报告，而父亲已经平静地坐在沙发上改着法大本科生的宪法试卷。他看到我哭着回来，微笑着淡淡说了一句：“没关系，不要紧。”我知道父亲并不是一个会讲“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淡泊生死的文人。父亲看重人世，留恋他的工作和生活。因此，父亲积极地配合治疗，以前发烧感冒从不吃药的他一年中不知喝了多少中药汤。我曾想让父亲在治疗时散散心，送了几本闲书给他看，希望能够减轻患病给他造成的郁闷。可父亲在病榻前从没翻过这些书，而是依旧去看与他研究的民主制度有关的亨廷顿、熊彼特和达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