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意外，当被告人面临入狱还是羞辱的选择的时候，少有人会选择入狱。毕竟在大多数人看来，两害相权取其轻，监狱似乎总是一个更为恐怖的地方。更何况，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审判和入狱服刑，对于被告人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羞辱，是一场“贬黜人格的典礼”。既然终归不能逃脱羞辱，那也不在乎多被羞辱几次，反正也可换得更多人身自由。不过一旦自愿选择羞辱，根据普通法的惯例，被告人一般就不能提起上诉。

　　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即便被告人提起上诉，根据有关案例来看，可能也很难得到上诉法院的支持。比如在吉门特拉案件中，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就最终驳回被告人的上诉，确认一审法官判处的挂牌示众并无不妥。三名上诉法官还洋洋洒洒写出一篇长达数十页的判决，旁征博引，论述羞辱性惩罚的合法性。

　　上诉法官们首先认为，挂牌示众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羞辱人格，而是为了改造被告人并预防再犯。换句话说，羞辱本身并非羞辱刑的目的，其根本意义在于通过羞辱促使被告人洗心革面，同时警告其他可能触犯刑律者。法官们特别指出，鉴于吉门特拉的一系列前科，以及偷窃信件行为表面上的非暴力和恶作剧性质，不管是短期监禁还是口头训诫，都很难让他真正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性。反之，只有让他亲自站在邮局门口，近距离观察遗失信件者的焦虑和无助，体会人们对邮政系统的依赖和信任，同时感受他人对窃信者的反感和憎恶，才能有效激发其内心的反省，从而达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刑罚目的。

　　三名上诉法官坦然承认，挂牌示众肯定具有羞辱成分。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几乎任何一种刑事处罚都带有羞辱色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羞辱本来就是刑罚不可或缺的一环。任何国家的刑罚体系，都会或多或少借助羞辱来给予犯罪人悔改的压力，同时警告其他社会成员。换句话说，对于被告人的羞辱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只不过要把握好尺度问题，既要与罪行成比例，也不能仅仅为羞辱而羞辱。

　　必须承认，对于羞辱刑在促进罪犯悔改方面的实际效果，迄今尚没有任何可信的数据予以佐证。这也正是不少人反对羞辱刑的理由。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羞辱刑的替代措施，监禁刑的改造效果已经被一再证明不太可靠。比如美国2002年的一份调查表明，在1994年刑满释放的30万名罪犯当中，67.5%的人已经再次犯罪。如此之高的出狱再犯率，虽然不能直接证明羞辱刑的正当性，但是至少可以促使法官们认真考虑监禁刑的替代措施。更何况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相比监禁刑的高昂成本，羞辱刑显然更具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