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此，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纯粹以惩罚为目的的刑种或刑罚执行方式已经逐步走向消亡。以死刑为例，虽然剥夺生命可能具备预防犯罪和保护社会的价值基础，但是在世界各国司法史上，相当一段时期内，死刑犯几乎都是被当众处死，比如中世纪欧洲宗教法庭的火焚、大革命中法国巴黎的断头台、中国封建时代的菜市口处斩等，就是其中典型。不过到今天，尽管对于应否取消死刑在不少国家尚有争议，但是在死刑执行方式上，除少数几个伊斯兰国家外，各国已经基本废除当众处死的做法。毕竟，赤裸裸地宣扬杀戮似乎并不符合刑罚的上述目的，而仅仅是施加给罪犯更大的耻辱，体现国家力量的血腥性和报复性。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曾广泛适用的诸多刑种，比如枷刑（手、足或颈上施以枷锁）、口钳（舌头上施以夹钳）、黥型（面部烙印）等，因为包含过多的羞辱成分和惩罚色彩，已经纷纷淡出人们的视野。以至到今天，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高度依赖于监禁和缓刑对付罪犯。即便偶有鞭刑（新加坡）、石刑（伊朗）等传统刑种存在，也几乎招致世界各国的一致批评。在主要的人权国际公约中，反对酷刑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像美国那样将“禁止残酷和反常的刑罚”直接写入宪法者，在国际社会也不少见。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尽管直接针对罪犯身体乃至生命的羞辱刑几乎绝迹，其他一些相对温和的羞辱刑，比如吉门特拉所遭受的挂牌示众，却仍然被不少法官所钟爱。尤其是在普通法系国家，因为缺乏周密而细致的成文法对刑罚种类和执行方式进行规范，法官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总能出其不意地作出一些看起来“离经叛道”的判决。以美国为例，联邦法院系统其实一向比较节制，吉门特拉案件虽说不是空前绝后，但也说得上是屈指可数。不过在州司法系统，尤其是法官专业化层次较低的治安法院，类似“以羞代刑”的判决，其实从来都不罕见。

　　一种是针对性犯罪被告人的羞辱刑。比如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法官命令将男性嫖客的姓名和照片在地方电视台上公布。在加州旧金山，嫖客们被强制参加一个“嫖客学校”，主讲“教师”却是以前的妓女，授课内容也以妓女的悲惨生活为主。在佛罗里达和俄勒冈，有法官要求非暴力性犯罪——如嫖妓、传播儿童淫秽物品——的被告人在自家门前贴上明文警告，比如“虐童犯在此，未成年人勿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