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很多国家宪法中，民生福利条款是规定在抽象的基本国策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条款是“无实质之空白概念”或“无法律拘束力之方针规定”，[25]该条款事实上课以立法者通过立法对其予以具体化保护的义务。当前，世界大部分国家均通过具体的立法对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予以保护。据统计，至1996年，全球共有168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社会保障法律，赋予公民社会保障权利。[26]

　　四、社会保障的美国经验

　　基于个人主义传统，美国宪法上并无明文保障生存权的规定，有关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社会福利给付问题，在传统上向来并不视为是宪法上所保障的权利（right），而被视为是一种恩惠（gratuity）或特权（privilege）。包括公职与公共福利等都被视为是源自公共部门的利益，享受与否都取决于公共部门事前允许或事后承认，政府所给予的利益（如公共雇用、公共教育等领域）即被视为特权，因此有关特权的赋予与剥夺，无论是在实体方面或手续方面，政府皆拥有完全的裁量，行政当局可附加各种条件介入干涉受给付者的私生活领域（如突击性、强制性的家庭调查），即使对于接受给付者在不给予告知、听闻的情况下，恣意地中止给付亦不违法。政府供给最为重要的副产品之一，是拥有对接受者“道德品质”、政治活动等进行审查和管制的权力。例如，俄亥俄州要求接受失业补助者作忠诚宣誓。曾有一度，《国防教育法》也要求忠诚宣誓等等。也就是说，受给利益并不等于国民的权利，政府因视福祉为一种特权、恩惠，因此不但可以随时停止福利支付，在支付的条件资格上，亦可任意附加任何条件，即使是侵害到宪法上权利的条件亦不为违宪。[27]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促使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政府必须竭尽全力救助失业人员，此举不是慈善行为，而是社会的责任”，要“通过政府的作用，现代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保护那些已尽全力维持生计但仍做不到的人避免遭受饥饿，防止可怕的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28] 1933年美国出台了《联邦紧急救济法》，1935年国会又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两部重要法律的出台，使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质的飞跃，“即零星救灾济贫制度发展成为国家固定的社会政策，施舍式的社会救助发展成为公民的一种法定权利”。[29] 1944年，罗斯福提出所谓“第二个权利法案”，它具体包括了足以应付衣食与消遣的收入，充分的医疗保障，体面的居所、好的教育、养老、疾病、事故与失业的救济等待。[30] 1964年，约翰逊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向美国的贫困无条件宣战”。不久，又向国会提出以经济机会法案为主要内容的反贫困立法计划。“向贫困宣战”与福利权运动中所倡导的“生存权论”互相结合，在60年代后半期影响了不少学说和判决。特别是随着“福利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美国人民开始用积极的含义来考虑政府的作用，社会的目标正变为保障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能过一种合适的人类生活，“这样一个政府权力的实施必须实现从上述目标中找到最终理由的社会，必然是以不断的权利扩展为标志的。20世纪下半叶，新的利益几乎前所未有地逼迫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确认”。[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