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苏州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谐社会视域中的弱者权益保护”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09YJC820047）及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SJB820007）“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法理思考及对策研究”基础性研究成果。

　　“为何要课征税收，其正当根据是什么，这是在税收的历史上，很早就一直阐述的问题。它与如何看待国家的本质，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1]社会契约理论认为，“谋求幸福——这是把人民意志和统治者意志联结起来的牢固的纽带。”[2]政府的建立，“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3]因此，政府征税必须出于公共福利的目的，“国家必须征税才能维持其生存，但征税及其国家的生存不是目的，征税的目的在于支出（使用）在于为保障人民的权利采取行动，国家的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人权而发动的。”[4] “不论最高权力的起源究竟怎样解释——是认为它起源于天，还是认为它要以人民同意为基础，它始终应该以公道原则为依据，它始终应该以谋求社会福利为目的。”[5]因此，“不管人民所同意置于自己上面的政权是什么形式，不管人民交给政府的是否为全权，人民永远不愿意也不会愿意让政府有权不公道地对待自己，让它有权使自己陷入赤贫境地。人民的目的从来不会是使自己的命运日益恶化。”[6] “政权只在它能够保障社会福利的时候才是合法的。”[7]国家征税的正当性在于“用之于民”，即为公众提供福利，这也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最根本的方式，克洛克曾指出：“租税倘非出于公共福利需要者，即不得征收，如果征收，则不能认为是正当的租税”。[8]这种思想反映在很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例如，法国人权宣言规定，“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的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美国宪法规定税收应“用于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日本宪法规定公款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供不属于公家的慈善、教育或博爱事业支出或利用。”当前，世界各国主要通过保障纳税人社会保障权，[1]以切实制约国家征税必须“用之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