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整体财产的税负是否合理正当

　　在判断税法的规定是否违反宪法财产权保障精神时，并不是以具体个别情形为准，而是以对于一个理性的、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权人而言，现存的租税负担在通常情形下，是否仍然容许在经济上具有意义的利润为准。亦即是以所有权人就其所有权的利用，虽然负有租税负担，但在通常情形下，不否仍然可维持宪法所保障财产的私益性。至于具体个别情形不合理的严重税负，则应透过具体妥当的减免予以调整。[19]

　　首先，就税目之间的协调方面，我国台湾地区着名税法学者葛克昌教授认为，对个别税目在宪法上的蓝图，仅可以看出租税的部分负担，而未包能包含个人由各种税目所实际上的整体负担，因此其是否符合平等负担或过度负担，尚难以论定。宪法要求个人所负担的各种税目，尽可能表现出调和互补的作用，而形成租税分配的正义。各种税目的比重，特别是直接税和间接税的配置，原则上应反映财产权取得的自由，以及私有财产权使用消费的自由。在直接税方面，理论上固能斟酌个人的负担状态，但仍需加上大量不明显的间接税负担，宪法上基本权保障，如何得兼顾两者，显然是艰难而无法逃避的任务。[20]

　　其次，在纳税人负担的整体比例方面，税收的课征原则上仅能就财产的收益部分，而不能及于财产的本体，要让人民的财产能绵延不绝地积累，其收益至多一半由国家收取用于公共利益所需，其余留与个人支配使用。[21]德国联邦宪法法院Kirchhof法官从《基本法》第14条第2项规定中推论出宪法对课税权的界限。依该规定，财产权的行使“同时应有利于公共福祉”。因此财产权人在税后所保留的收益，应“至少接近半数”（所谓的“半数原则”）。因“同时”（Zugleich）一词，在德文中即有“同等”、“同样”之义。财产权的使用，虽同时可为私用与公用，但仍以私用为主，私用之利益至少不应少于公用的租税负担。换言之，对财产权行使所产生的所得课税时，其社会义务不应高于财产权人的个人利益。[22]当前，一些国家已通过立法对课税的最高比例进行了限制，例如依荷兰法，其所得税与财产税不得超过所得68%，丹麦为58%，瑞士为40%，但问题是这种纳税上限较难调查。[23]

　　除上述的判断标准外，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蔡维音运用宪法释义学方法，对财产权保护领域予以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对所得税课税中宪法保护的法益予以层级化，从而使财产权保护领域与其对应的保护结构能清晰地呈现，并进而为课税高权侵犯财产权划定区域。具体而言，他将课税权对财产权的侵犯分为三个层级：①第一层级：课税高权绝对不得染指的部分。即所谓的“基础生存所需”部分，这一层级属于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领域，绝对禁止课税高权侵犯，属保护最强之等级。②第二层级：受平等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支配的部分。这一层级针对的是超过“基础生存所需”的所得部分，它属于财产支配自由的保护领域，立法者有较大的裁量空间，但由于其涉及基本权的限制，仍须根据法律在符合比例原则的范围内形成税法规范。在此领域最主要的注目点，即是涉及平等原则的租税分配原则。③第三层级：可考量租税优惠的部分。除以上两个层级以外的部分，立法者仍得斟酌其他国家社会、经济面的目标，采取若干调节或诱导的租税措施，这些层级的考量即属于租税优惠。但立法者仍须一方面尊重私有财产制、促进整体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则调节贫富落差、使得经济弱势者能获得较大的机会得以自我实现。但进行纯粹以“所得重分配“为目的的措施则不为所许，“弥平差距”本身并不具有宪法基础。亦即，“所得重分配”仅为手段、是现象，但本身并非目的，“实现自由发展之基础”才是实质平等之理解的表现。[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