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府扩张，官僚低效
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姆·A·尼斯坎南(WilliamA.Niskanen)在《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分析了官僚机构的行为特点，指出：官僚并非总是代表公共利益，其行为的驱动力实际是个人利益，他们设法实现自身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共预算的最大化是官僚机构行为的普遍追求;政府机构中官僚与选民之间并非传统理论所说的代表与选民的关系，而是也像市场上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因此，设租与寻租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自身利益的客观存在，带来了政府的自我扩张行为。政府官员谋求权力与机构的扩大，追求升官、高薪、轻松的工作和各种附加的福利，最终导致政府部门人员数量的增加和支出水平的增长。进一步而言，政府扩张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资源配置低效，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开支的增长，还是引发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曾经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政府官僚机构产出的质与量难以测定和衡量，使政府绩效考核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实施，这种状况影响政府效率。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部门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免除了官僚机构的外部竞争压力，同时也就免除了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内在动力;由于公共物品的成本与收益难以测定，官僚不能像企业经理那样公开合法地参与赢余分配，因此，官僚的目标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机构及人员规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势必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此外，作为监督者的公民与作为被监督者的政府机构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政府在垄断相关监督信息的同时，很有可能利用强权操纵监督过程。使公众监督软弱无力，这是政府“懒惰成性”的外在条件。
政府扩张和官僚低效使“防范政府”成为政治思考的核心议题，通过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政府、约束官员，这是最起码的思路，而选任制度、限任制度、责任制度、舆论自由和社会监督制度，就成为这一思路下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
(3)官员腐败和政府俘获
权力不加限制就会滥用。当有人指出加以限制的权力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腐败或滥用时，那就更让人们没有理由对权力的警惕有丝毫的放松。波普尔曾经说道：国家“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个别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杜绝这种危险”。他的认识为“有限政府”的理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