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租税国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日本学者三木义一指出，“政治在租税国家中所起的最终作用表现为征收和使用租税”。[17]北野弘久教授则更进一步指出，“租税国家，
宪法政治的内容归根结底表现为如何征收租税和使用租税。人民的生活、人权与和平基本上都由征税和用税的方法决定，这一点也不夸张”。[18]
1.租税国是沟通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的桥梁，德国公法学者Forsthoff于1945年发表的《社会法治国之概念与本质》一文中指出：“所谓现代法治国家为社会国家，主要系指社会国之功能表现在租税国而言”。现代法治国家同时承担着社会国的调节经济、国民所得重分配等任务，这类活动多透过税收手段来执行，因此，租税国原则乃作为法治国原则与社会国原则之间，不可或缺的中间联系角色。换言之，现代法治国家与社会国家之间以租税国家的形态为中介，这是因为社会国家如果同时要维持法治国家的传统，保障个人的自由财产权，应以租税作为媒介，以避免国家为调整社会上不平等而直接放弃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19]亦即在
宪法之价值体系下，租税国所象征之市场自由竞争秩序，势必经由法治国理念之贯彻，始具
宪法保障之实益。易言之，法治国理念之落实，亦使得租税国理念相得益彰；反之，一旦法治国秩序受到动摇，租税国体系必受涉及。[20]因此，在
宪法体系中，从统治工具的角度观察，租税国犹如数学中“座标系统”，在整部
宪法里，赋予各制度适当之定位，并使
宪法意旨更加清明透澈，在国家财政技术与公众价值体系间，租税国理念使其相结合。在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前提下，透过租税国，使得国家因公益对个人之干预成为可能。[21]
租税国体制下，奉行国家补充性原则。社会国的兴起，在给社会弱势群体带来福音的同时，同时也带来了“福利国家的危机”。社会国巨大的福利给付所需的资金，无不来源于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权力的扩张，即过去的政治国家由于经济职能的拓展而变成经济国家；消极国家由于被要求关心公民集体福利而变成积极国家；立法国家由于行政机关职能的扩张演变成行政国家。[22]高额税收沉重地打击了纳税人工作的积极性，高额福利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奖懒罚勤的作用。由于社会福利给付来源于纳税人的纳税贡献，其支出的增加即同时意味着纳税人负担的增加，因此，“越不信赖人民自我救助能力，越忽视国家救助仅具补充性，对国民之幸福与休闲照顾越无微不至，人民之租税负担越沉重”。[23]此外，从价值观角度而言，私法自治的运作模式及其功能比国家公权力为之者有较高的水准。特别是相对向国家纳税而言，接受国家的社会给付，同样亦影响个人的自由，因为接受给付，必须顺服于国家所定义的给付要件之下，践行其申请程序，履行其负担或条件。[24]福利国家的危机不仅仅在于财务负担或经济成长，更在于个人自由的逐渐丧失。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哈耶克即发出“通往奴役之路”的警示。[25]因此，在福利国家给付问题上，从租税国和私法自治中逐渐发展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辅助性理论”（亦称“国家补充性原则”）。
H.Peters提出的“国家辅助性理论”认为：实现公共利益是国家责无旁贷的任务。但是，国家这种追求，实现公益的行为，必须在社会的个人凭自己的努力，都无法获得利益，方得为之，故是一种“次要性”的“辅助性质”的辅助行为。[26]亦即国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补充个人能力所不及，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应符合此补充性原则，当人民个人能力足以应付的事项，国家即不应介入。国家为保持、促进及防卫社会整体自由的组织，其行为须受补充原则的限制，不能仅以“公共目的”为由，便予以介入，而需考虑到目的与手段间比例原则的适用，由于公权力的使用常以强制方法为之，基于最少损害原则，只有在社会不能自己达成时国家才能介入。[27]亦即接受国家救助者，必须首先运用一切自己可能维持生活的手段与方法，若不竭尽全力尚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时，始接受国家救助。[28]即所谓的“个人能自我实现之处，即国家干预停止之所”，公权力行使仅具有补充性，在社会各种团体组织中，公共事务只有在下级团体力有未逮时，上级组织始有处置之任务。若某事项能由较低层级为更佳、更妥适执行者，则较高层级则无再行置喙之余地。[29]易言之，即“个人能成就者，无须家庭为之；家庭能成处理，民间团体不必插手；民间组织能处置者，政府无须出面；地方政府能为之者，中央政府不必介入”，此所谓“就近原理”。[30]因此，本于国家权力行使的补充特性，对于物品制造与服务提供等涉及人民生存照顾的事项，应首先由人民自身透过工作权等自由权行使方式来自行实现。只有当人民或社会无法自行满足需求，国家始得介入，进而扮演给付者与执行者的角色。[31]故这种社会法治国的补充性原则，可以演绎推论出个人自由先于国家之社会义务，同时含有公权力应尽力促成实现个人基本权的
宪法上要求。国家补充性原则涉及职业自由及私有财产使用自由的基本权，涉及个人对自己生活安排的自我负责性：凡个人得以自我实现、自我成就时，国家的社会任务将退居幕后。[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