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学术与政治
台湾问题作为民众、政治家与学人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台湾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复兴，因为国家统一将奠定文明复兴的政治基础，会使中国政治从被迫防御中解放出来，变得自信、开放和从容，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因此获得更广阔的空间，为文明的复兴提供了政治动力，为中国文化奠定主体地位，使得中国在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时，逐步恢复到“文明国家”的传统中。
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统一台湾，台湾的重建必然意味着中国政治的重建，这种政治重建不仅涉及到如何重建中央与台湾的关系，而且涉及如何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克服地方分裂，通过大众民主重建中央的政治权威，这都涉及到后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道路选择问题。这些现实问题给所有的华人学者和政治家提出了思想上的挑战，而最根本的挑战在于：随着国家统一和崛起，我们准备如何建构国际政治秩序？我们准备怎样的伦理德性为人类承担责任？我们除了给世界提供产品和市场之外，还能提供怎样的思想文化、怎样的生活方式、怎样的未来图景？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为了让中国人尽最大可能发挥自由创造力，而且要承担其对其他国家与人民的责任，要对人类的生活方式提供榜样，说到底，伦理生活的重建才是文明复兴的依归。文明复兴的使命就是要给全人类的伦理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普遍性答案，这无疑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使命。台湾问题既要放在文明冲突的政治图景中来理解，也要放在文明复兴和伦理生活重建的哲学图景中来理解，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追求美好生活的伦理冲动，政治统一也难以保证长治久安。
文明复兴目前似乎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且很容易走向极端保守主义。其实，文明复兴必须回答现代性提出的挑战，必须回应西方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挑战。如当年梁启超所言，今日之中国已为世界之中国，中华文明的复兴必须要在文化思想上整合多元成分，创造一种崭新的现代中国文明，这意味这一文明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这意味着中国学人必须以开阔的心胸看待自己以往的文明成就以及世界文明成就，更必须摈弃各式各样的桎梏和教条，包括种种“洋教条”和“古教条”，特别要防止一种对“洋教条”和“古教条”屈膝膜拜的奴隶心态，中国学人因此首先必须树立当代中国文明创造的自我意识，面向未来以高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复兴我们的文明。
而就现实情形来说，两岸的中国学人首先应当克服意识形态分歧造成的敌视状态，必须摆脱“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民主”与“专制”之类的意识形态教条和“左派”与“右派”、“自由”与“保守”之类的政治意识形态标签所造成的狭隘心态，破除画地为牢的意识形态思维惯性。中国学人长期的政治化已经妨碍了真正严肃长远地思考问题，限制了思考中国政治和中国文明未来的眼界，窒息了思考人类历史和未来命运的创造力。为此，中国学人必须要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要从“历史终结”意识中解放出来，要从奴隶意识中解放出来，正心诚意地从正面来树立中国文明的文化主体意识，思考如何面对现代性冲击而重建伦理生活。唯有这种伦理生活的重建，中国文明才有复兴的希望，中国学人才能为人类文明作出真正的贡献。
回过头来看，目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缺乏一套文明的力量来施加文化影响力，以争取人心的统一。因为中华文明处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之下，我们的文化只能吸收西方文化，还难以形成自身的文化创造力。这种文化停滞的局面与生机勃勃的经济增长形成错位。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学人容易把责任归结为政治力量限制思想自由，而政治家则容易把“公共知识分子”看作西方文化的贩卖者或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并无真正的文化创造。这种政治与思想之间的互不信任局面成为目前政治转型和文明复兴的真正障碍。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打破这种僵局，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政治家与学人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这既需要彼此在韦伯所谓“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寻找平衡，也需要彼此在面向文明复兴的未来上相互支援，更需要他们共同建立对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信心。重任当头，所有的中国学人必须以深刻的文明关怀和艰苦的学术努力，超越各种现成的教条，超越地域、党派的私利，为中国人提供关于文明未来的图景；而中国的政治家也必须以承担历史使命的责任感，把政治力量转化为一种文明的力量。
在文明复兴的意义上看，台湾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既是中国文明复兴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中国文明复兴之成败的核心关键所在。今日之中国既需要承担文明复兴使命的伟大政治家，把维护国家统一作为文明复兴的基石，把繁荣文化思想作为复兴文明的首要任务；今日之中国也需要承担文明复兴的伟大学人，把当代中国史和世界历史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来思考，把现实的政治力量作为迈向文明未来的支柱来对待。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学人必须以一身钢筋铁骨，共同担当现代中国艰苦卓绝的命运，以坚强的意志和恢弘的气魄进行不懈的创造。我们深信，台湾问题解决之时，也将是古老中国重新成为屹立于世界的强大国家和伟大文明之日，也是中国人重新尝试为人类生活提供伦理榜样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