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必须实行战略上的克制。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战略克制，包括避免与美国、甚至日本发生直接的冲突，避免直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支持美国在其他国际问题上的主导权来换取美国在东亚问题上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是经济战略上的克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发展高科技产业，逐步缩小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工业，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而且可以避免因能源紧张、和产品销售与西方世界发生经济利益上的激烈冲突。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战略克制决不是战略退让，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克制的、现实主义的、有条件的进攻方式，是一种积小胜为大胜的小步递进战略，通过积极建立根据地来巩固增强势力的战略。在当年的国共内战中，共产党采取让出江南、进军东北的策略，在东北又采取让出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都是这种战略克制的典型实例。今天，我们必须把这种战略战术运用到国际政治中。

　　第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在拉美、非洲、中亚和中东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巩固在东亚的地位，并建立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合作性制度性机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联合国和在“第三世界”中的传统优势，在第三世界中建立自己的战略根据地，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以形成对美国的必要制约；另一方面要采取睦邻友好政策，有选择性地与某些周边国家发展战略同盟关系，通过各种制度性机制构筑防止冲突的缓冲地带，比如充分利用“六国机制”，正面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统一；利用“9+3”机制协调维护东盟的稳定和繁荣；通过“上海组织”增进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合作；利用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促进印巴和解，以低调的姿态成为亚洲事实上的核心国家，使美国被迫尊重中国在亚洲的政治领导权。

　　第三，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要善于把经济优势转化成政治优势，而且最终必须要转化成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优势，发挥“软权力”的作用。中国目前在亚洲和世界上的最大优势是经济优势，而最大的劣势是意识形态劣势，这不仅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因为西方世界掌握了现代话语的支配权。为了改变这种劣势，我们除了不断吸收西方文化，更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键是要把激活和复兴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文明复兴的使命，由此要有意识地回归传统的文化价值，在构筑“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复兴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西方文明的吸引力。一方面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亚洲国家的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强化亚洲国家处理亚洲事务的政治认同，鼓励和支持日本“脱欧入亚”，重新把日本融入到亚洲世界之中；另一方面要在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通过政治民主化对西方文明释放出文化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善意，消除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发展路向的疑虑，以世界秩序的建设者和合作者的姿态而崛起。

　　第四，整个对外战略的根基还在于对内战略，对内战略必须与对外战略协调一致，相互促进，而不能相互恶化，从根本上说，只有国家内部健康稳定发展，才能对外实现国家安全。在经济上，必须最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国家经济和军事战略进行知识产权创新，同时必须平衡城乡的地区发展差异，缩小收入差距造成的阶级矛盾；在政治上，必须积极主动地回应现代民主化的挑战，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方针，探索执政党在民主体制下的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建立现代的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法治和宪政建设，探索新型民主化道路；在文化上，必须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此凝聚人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西方自由思想作为中国文明的有机组成，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复兴和重建中国文明。

　　第五，必须充分认识两岸隔绝造成的文化和人心上的隔阂以及由此造成的复杂性，因此在台湾问题上必须运用新思维，走渐进统一的道路。《反分裂国家法》为台湾的统一划定了底线，但是如何实现统一，依然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需要发挥政治的想象力。国民党领导人访问大陆使得国共合作开始取得初步的成效，它会对台湾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中国必须真正把台湾作为地方的内政问题，积极影响台湾政治，在台湾选举中发挥影响力，另一方面在统一问题上要按照渐进统一的思路，进行大胆想象和制度创新。在这方面，“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回归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范例。对于统一台湾更应该解放思想，大胆构想，不仅可以讨论联邦制的统一模式，而且可以构想回到1945年的政治基础上，由国共两党主导重建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