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面对日本侵华的局势，中国处于“战难和亦不易”（胡兰诚语）的局面，诚如陈布雷所曰：“以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以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也政府之罪也。”战争不是目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避免亡国，只能是既战又不战，蒋介石的思路是“以空间换时间”，毛泽东则曰“持久战”，二者面临的问题不同，解决的方法不同，但是解决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根据时势和实力把握了战与不战的辩证关系。因此，在战争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幼稚的和平主义和胆怯的投降主义，反对单纯的经济主义，以为战争会破坏经济发展，而看不到国家安全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但也要反对不顾实力的冒险主义和不考虑时机的盲动主义，防止把战争变成目的，变成不计后果的豪赌。这两种倾向都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幼稚表现，前者缺乏政治意志，后者缺乏政治理性。而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在坚强的政治意志和生命顽强的政治本能与冷峻的政治克制和深思熟虑的政治计算之间保持平衡，必须为崇高的政治原则而理性地选择合适可行的工具，必须意识到战争不过是可能的工具之一，它必须服从国家的大战略。

　　今天的台海局势似乎还没有发展到当年的危急关头，但已处在“战难和亦不易”的局面中，而且这将会成为我们长期面临的困境，而我们的思路依然是“以空间换时间”，依然坚持的是“持久战”。当然，这里所说的“持久战”不是单纯军事战争，而是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人展开政治的、经济和文化的持久战争，这是一场“文明的持久战”。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绝不参与军备竞赛，实际上依然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路，即让出政治和军事的空间，埋头搞经济建设，换取战略机遇期的宝贵时间。台湾问题必须放在这个“持久战”的思路中来思考，若能维持“台湾不独，大陆不武”且两岸实现经济文化互动，就为我们赢得增强国家实力的宝贵时间。我们目前虽然处于弱势，但已经挺过了十九世纪的殖民战争和二十世纪的冷战的危险期，度过了清末以来的战略防御阶段，稳住了脚跟，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始“有所作为”，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无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要采取积极稳健的攻势，甚至在局部领域以攻为守，积极扩大根据地，积小胜为大胜，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

　　在这场全面的“文明持久战”中，军事战争无疑是其组成部分，也是最危险的部分，尤其要考虑“以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的危险，因为民众总容易被空洞的大道理所鼓动，而政治家必须考虑战争的后果，必须时刻牢记：实现统一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文明复兴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在战略机遇期内，若台独势力在美日的支持下悍然宣布独立，把中国逼到死角里，战争还是和平？这依然需要对时势、实力和战争的后果进行冷静全面的评估，不能被冲动的民意牵着鼻子走，更也不能抱一丝的侥幸和幻想，把战争当作不负责任的赌博。若此战不可避免，须有不怕“打碎坛坛罐罐”的坚强意志，只有这种“鱼死网破”的决心和意志，才有可能遏制战争或赢得胜利。如果这是一场“以战而亡其国”的战争，则必须避免这样的战争，寻求其他的统一思路。因此，无论战争还是和平，都要由有承担的政治家们做出审慎决断，都要服从国家崛起和文明复兴这个大战略。

　　五、战略相持阶段的国家战略

　　从“文明持久战”的角度来思考，国家崛起不过意味着我们开始进入相持阶断，只有文明的复兴才是战略反攻阶段。而本世纪前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就是中国开始迈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它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也是改变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若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政治稳定，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在经济实力远超日本，亦接近美国，军事实力也会大大增强。为了避免灾难性的冲突，美国会退出对东亚的影响，承认并鼓励中国在亚洲取得政治领导权，并与中国在国际上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由此为国家统一和文明复兴奠定政治基础。而悲观主义者认为，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日同盟联合欧盟发起全面肢解中国的战略，策动台湾独立，中美关系将全面恶化，中国经济会出现衰退，国内社会矛盾被激化，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全面战争的结局可能毁灭台湾，重创日本，肢解中国，拖垮美国，而欧洲、俄国和印度得到全面的复兴。如果我们把两种未来图景加以对照，那么，中国在这二十年中的发展战略就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蓝图，即努力争取乐观主义者提供的光明前景，而避免悲观主义者描述的悲惨命运，必须励精图治，制定一整套完整的战略相持阶段的国家战略，争取一个“前途光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