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权利不仅受到各种内部制约,而且受到外部强制,外部强制往往会加剧内部矛盾。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市场受到其他主权国家不合理的限制,中国人的自由追求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事实上,1949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之所以走向计划经济乃至集体化道路,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密不可分。自由的人民必须以强大的国家主权为前提,以遏制其他主权的霸权,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保证经济的增长,从而为解决内部矛盾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国家主权不是外来强加的力量,而恰恰是个人自由的产物,它来自每个人身上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意志,它是人民主权的法律表现。国家主权不过是每个人实现自由的工具,国家主权的伸张也正是公民自由的伸张,公民自由和国家主权构成现代性的两翼。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家主权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每个人都迫切地需要透过国家主权来实现其自由。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困境在于释放出公民自由的同时,国家却无力满足其自由。今天,我们的产品已经远销世界各地,我们的生产原料依赖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我们与全球的关系越紧密,也越需要国家主权来保护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易的供给链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范围,台湾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自由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中国的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首先是国家保护其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追求幸福等基本人权不受到其他国家的剥夺,因此,国家强大是保证公民自由的必要条件。国家强大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其中地理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孟德斯鸠把国家的政体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托克维尔探索美国民主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其独一无二的地理环境。
中华文明的孕育和成熟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东部、南部广阔的大海和西部高山峻岭为东亚大陆上的文明发育提供了安全屏障,唯一的不足是北部开阔的高原。国家分裂或朝代灭亡也大都来自北方势力的入侵,长城由此成为构筑帝国安全的最后屏障,成为国家安全的象征。不过也正是来自北方不断侵入才刺激着文明的成长。这种相对安全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分久必合,合久比分”的历史循环论,也促进了民族和文化之间的融合,使得中华文明对任何其他民族和文化怀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古典中国政治追求的从来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主义,只有“天下”和“文明”的观点,而没有狭隘的国家或民族观点,以至于白鲁恂(Lucian
W.Pye)说,“中国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入侵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安全观受到了全面的挑战。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地理屏障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降低了。曾经作为安全屏障的东南沿海变成了最不安全的敞开大门,中国边疆面临着全面的危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成了老黄历,中国人面临的不仅是国家统治的危机,而且是文明被摧毁、种族被消灭的危机。西方世界以“民族国家”的姿态战胜了“文明国家”,从此,中国经历了从“文明国家”向“民族国家”的痛苦转型。
正是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人才为了抵抗外族入侵而掀起了内部革命。中国人对外争取国权也就自然变成了对内争取人权。人权与国权、个人自由和国家主权从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中国人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也是其建构国际政治秩序的历史。“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孙中山和毛泽东等建构共和国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压迫、追求公民自由的历史。“五四”一代人把“启蒙”与“救亡”交织在一起,因为国家独立是个人自由的保证,个人自由是国家独立的动力。公民自由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就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和国就奠基在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权之上。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台湾与大陆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1949年之后,两岸关系也一直处于国际法上的“内战状态”,究竟通过和平还是战争来解决,取决于两岸政治局势的发展。
民族国家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回应国际秩序的政治努力,因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包括台湾问题,也必须放在国际政治秩序中才能理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始终面临北方的苏联和东部的美日同盟的威胁。在苏美争霸的局面下,我们建国初期与苏联结盟,也包含了对北方安全的考虑,而中国的这种选择必然被美国看作是敌人,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基于“封锁中国”的战略考虑,把台湾纳入到其在中国东部构筑的“包围链”之中。在这样的国际安全环境中,中国自由经济的外部环境受到限制,为了保证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资本和原材料供应,计划经济模式逐步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