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文化特殊论形成的背景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深层的动机：欧美为了确立自己作为创造现代精神和现代文明的历史主体的地位，需要亚洲作为“他者”（the Other）。亚洲被当作反衬欧美自画像的亮度的底色。因此，如果说现代性的各种契机来自欧美，那么亚洲只能体现其相反的契机。按照这种逻辑推下去，体现和发展现代性的各种契机的历史使命，就成为欧美支配亚洲的优越性地位的根据；如果希望优越性地位永世不变，投射到亚洲的反现代性的契机也必须被认为是永世不变的本质。这种欧美与亚洲的二项对立图式虽然具有归纳事实的伪装，但实际上只是把事实材料的意义固定起来的先验性解释框架。它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把丰富的证否事例（counter example）作为“无意义的反常现象”（anomaly）加以无视和摒弃，从结构层面上掩盖了亚洲内在的多样性和变化的动态。它是通过亚洲的本质界定使欧美霸权得以合理化的一种知识权力的装置。
在价值体制批判与认识体制批判之间进行比较，我认为后者比前者更有根本性、更有效力。为甚么这么说？因为价值体制批判在否定民主主义和人权等“欧美的”价值本身的普遍妥当性这一点上似乎更加激进，但是认识体制批判却进一步揭露了这样的事实，即把民主主义和人权等看作与亚洲水火不相容的欧美的特殊价值的二项对立图式，其本身就没有跳出东方文化特殊论这种欧美的知识帝国主义的窠臼。价值体制批判不仅未能纠正被欧美的欺骗性自我认知所歪曲了的亚洲观，反而只是强化了其中的偏见，即使它能抑制欧美进行的或者盛气凌人、或者投机取巧的干涉，但却只能带来战略性妥协——这种妥协可能会随著力量对比关玒的变化而化为乌有。在我看来，对认识体制的批判则不同，它具有促进欧美进行诚恳的自我批判和尊重亚洲的内在发展动力的功能。
当“亚洲价值”论从价值体制批判的角度，把基本的自由权和参政权作为欧美特殊的价值而加以排斥的时候，它实际上接受了亚洲与欧美在文化本质上不能兼容的观念，即承认了东方文化特殊论的偏见。当然，对於这种亚洲形象的评价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否定变成了肯定（甚至是全盘肯定），但是其认识内容却没有变化。“亚洲价值”论为了寻求亚洲的文化认同性而扑向东方文化特殊论，自投欧美为确立自己的认同性和优越性而强加给亚洲的理论罗网，同时又用自己的手遮盖了亚洲内部的多样性和内在的变化动力。
亚洲文化的自我宣传其实立足於被欧美歪曲了的亚洲观，这的确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倒错。它涉及不妨称之为“歧视的悖论”的更具有一般性的问题。被歧视者为了克服歧视，不得不把作为歧视者的偏见的关於被歧视者的本质界定作为自己的认同性根据和正确的价值而加以肯定。然而，把歧视的武器用作克服歧视的武器的被歧视者，实际上却是在不自觉地充当维持那个歧视的结构的共犯。在全球性歧视的结构之中，亚洲一直背著作为亚洲认同性的历史黑锅。现在站起来为亚洲文化疾呼的人们，正在把亚洲认同性转变成一种积极意义上的符号。或许一部分政府领袖在这样做时还打著维护自己权力的小算盘，然而“亚洲价值”论的话语之所以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是因为它反映了亚洲各国希望获得与欧美平起平坐的地位的要求。但在另一方面，信奉亚洲主义的领袖们对亚洲内部要求加强民主化和人权保障的声音百般嘲讽、竭力压制，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在助长欧美的关於“亚洲在本质上与民主主义和人权理念无缘”的偏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