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主义与亚洲价值
井上达夫，翻译季卫东
【全文】
一 后冷战时代的亚洲的挑战
前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使许多人抱有这样的见解：自由民主主义已经赢得了人类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甚至连像社会民主主义那样的把计划经济与民主政治相提并论的混合性意识形态，也只有在全面转向自由民主主义之后才能找到出路。但是，在亚洲各国，一些政治领袖和评论家却对上述见解提出了异议。他们反对采取“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二项对立的图式来表述世界的思想状况，而把资本主义与“亚洲价值”结合起来称之为“亚洲模式”（the Asian Way），以此作为第三种选择并大力提倡。
不言而喻，“亚洲价值”蚕根於亚洲的传统文化之中，是与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核心的市民权、参政权以及公开批评政府的权利互相拒斥的。因此，所谓“亚洲模式”，说穿了其实就是要奉行一种“没有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的体制。这里的“经济自由”当然不是没有限制的，市场活动大都要受到开发型政府的干涉和诱导。但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的体制设想相比较，“亚洲模式”显然更强调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因而展现出了更大的活力和成就。
“亚洲模式”的话语，既是亚洲各国人民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之后增强了自信心的一种表现，也是对过去那种既怨恨欧美的帝国主义侵略又崇拜欧美的先进产业文明的矛盾心理的一种逆反。因此它的出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对於产生这种论调的背景能否理解是一回事，而对其内容采取甚么态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考虑“亚洲模式”的正当性时，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下，它究竟能不能得到比承认其经济成功更多的承认？它是否真的具有足以对抗自由民主主义的独特的实质内容，以至在伦理的、哲学的层面建立起另一种替代性的规范秩序？更直截了当地说，除了亚洲各国的权威主义统治阶层利用人民对欧美的积怨来使自己维持政权、压迫人民的做法显得名正言顺之外，“亚洲模式”的话语还能不能提供一些具有高尚价值的内容呢？
要解答上述问题，必须分析作为“亚洲模式”之伦理基础的“亚洲价值”的可信度。本文的目的，是反对那种把“亚洲价值”的概念与自由民主主义对立起来、使之成为侵犯个人自由权、参政权等基本权利以及受歧视的少数者的权利的口实的做法，揭露其谬误和心理错位。为此，首先我要指出：“亚洲价值”的概念一方面掩盖了亚洲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不足以反映亚洲的主体性意愿；尽管“亚洲价值”论标榜要克服欧美中心主义，但实际上它却依附於后者的理论框架，甚至是在滥用欧美中心主义。其次，我要论证亚洲的主张是有可能与自由民主主义相结合的；亚洲不仅存在著要求自由民主主义的势力，而且还包含著更丰富的内在多样性和矛盾，如此复杂的社会情境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最终是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自由民主主义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