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但也不尽然。
这些年来，蔡老师为宪政、为民主、为社稷、为苍生，笔耕不辍，奔走呼号，不都是源于这份可贵可叹的使命感么？由于这使命感，他可以辞掉全国人大的副局级官员不做来当一个教书匠，可以熬通宵写文章然后第二天依旧按时给学生上课，可以毅然决然地拒绝一些毫无意义浪费时间和金钱的饭局，可以在身患绝症来日无多时比过去更加拼命地工作。我们可以算一算，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蔡老师接受了多少次采访，写了多少篇文章，做了多少场讲演，前不久还亲自组织了代表法修改研讨会，在推动拆迁条例废旧立新会上作主题发言；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天，还强撑病体兴致盎然地与来访者谈工作长达一个多小时……
上网搜索关于蔡老师病逝的新闻报道，我发现对于蔡老师的身份有两种介绍：一种是“宪法学者”，一种是“宪政学者”。我个人更加偏好于后者，因为“宪政”较之于“宪法”多了一层道德层面的勇气和良知，而这种无畏的勇气和智者的良知才更加契合蔡老师身上那种理想主义者特有的使命感。
如今，蔡老师已经去了。我想起了许多前辈曾经写过或是说过的话。比如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的最后几句：“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比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的：“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比如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中的演讲：“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会不寒而栗。”再比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我们应该继续致力于存留在面前的伟大任务——从这些光荣的逝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以完成他们为之作出最后贡献的事业。”……这些都已是永恒的陈迹。
可是我现在想说，虽然蔡老师肉身已逝，并且，随着时间的流淌我们今天的悲痛也注定会慢慢褪色；但蔡老师用尽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依旧为之奋斗不止的事业永远不会消逝。我们今天所有的悲痛和泪水，不应只为蔡老师的离去而流露；我们更加需要去表达、去传承、去践行的，是蔡老师用他全部的生命和所有的热情铸就的使命感。宪政民主不只是蔡老师一个人的事业，也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和蔡老师一样，去做一个积极地历史缔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