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读了研究生，上的课、听的讲座多了，“追星”迷情渐渐褪去，思辨理性慢慢滋长，对于蔡老师文字、讲演背后映衬出的宪政理念、人文情怀感受愈加深入。写论文、与人讨论，脑子里常常想起的也都是他的言说，手头经常性的参考资料总也少不了诸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精解》这类著作。虽然我和蔡老师远谈不上什么交往，但一种精神上的相通透过阅读和感悟逐渐建立了起来，加之平日里和导师聊天偶尔也会谈起他，同学中又有他的弟子，所以感觉上和蔡老师好像已经很亲近了。尽管蔡老师不见得对我有印象，但“君虽不曾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又有何碍呢？
于是便看着他接受采访，读着他的文字，直到前不久还又认认真真地读了好几遍《重论民主或为民主辩护》。说来这篇论文也是凑巧，本科时有次上课，蔡老师提起当时的那股反民主的思潮，对我们说：“我最近也在集中地阅读一些关于民主理论的经典著作，我打算写一篇文章就关于民主的基本问题做一个澄清，要把这股歪风逆转过来。文章的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为民主辩护’。”后来每当看到这篇论文时，眼前就会浮现蔡老师那带着微笑却掩不住战斗气息的脸庞。直到现在，这篇文章也是我所读到的对于民主理论的梳理最为清晰、透彻的论文；它的说理和分析，足以击溃迄今为止一切反民主的思潮。
如今，带着这样的战斗精神，蔡老师去了。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气息非常浓厚的人。他真正是将学术作为了一种“志业”（韦伯语）而非仅仅是一个“职业”。就我眼见的，蔡老师显得似乎并不怎么“合群”。他的文章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回应；开会的时候也并不总是能够被安排作大会发言，以至于他不得不通过“抢话筒”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有时他遭到的一些“批评”还是蛮刺耳的。可是对于这一切，蔡老师也只是报以他那标志性的、文雅而宽厚的微笑，并不理会旁人。这样看来，一个理想主义者确实是孤独的。
可是我今天修正了这个看法。蔡老师并不是孤独，他是着急啊！病重期间他对前来探望的朋友说：“我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宪政未立，民主未成，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转型国家还很不完美，内忧外患依旧潜藏，作为一个如此执着而深沉地爱着自己祖国的学者，蔡老师焉能不急？
我并不是蔡老师的亲传弟子，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更多地是通过言语、文字和声影、通过别人作为一个中介建立起来的。早上我打电话给卓琛（与我同级的蔡老师的弟子）时，电话那头已经哭得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一时语塞，匆匆安慰了她两句就挂断了。我怕说久了我也会像电话那头一样。可当我看到蔡老师在半昏迷半清醒时喃喃地说出“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的时候，立时不能自抑。我是在为蔡老师的离去而流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