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思想和立法、司法实践由“个人权利本位”向“社会权益本位”的转变使得“社会整体效益”成为了反垄断法的根本价值取向。从我国的垄断现状来看，最为肆虐的莫过于行政性垄断了。行政性垄断是指“凭籍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所拥有的行为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13]行政性垄断也是一种经济上的垄断，主要表现为地区壁垒、行业壁垒等等。行业性垄断的危害很大，它破坏了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不利于提高效率，妨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而且还助长了许多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行政性垄断形成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管理上条块分割，部分行业和地方行政主管机关存在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片面追求本行业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许多领导人为显示政绩，往往推出一些“土政策”，不惜同国家法律和中央政府政策相抵触，实施各种限制竞争行为。[14]这从一个侧面来讲，把社会整体效益作为我国反垄断法的根本价值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加强对垄断行为的规制，社会整体的效率才能最终得到实现。

　　效率价值在反垄断法中首先体现在对垄断行为的限制上，效率价值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如果离开了公平竞争的环境，社会整体利益就无法得到体现，同样，经济法的最终价值也就无法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似乎成为了经济法借以实现其“目的价值”的一个“本身的价值”，那么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经济法的目的价值是什么呢？是不是所有法律所共有的诸如安全、秩序、自由、平等、公正、效率等价值都是反垄断法或者说经济法所应有的价值呢？不容否定，一部“良法”首先是一部法律，它一定会具备法律所应该拥有的基本价值，然而仅仅具备基本价值尚不足以让一部法律成为一部“良法”，一部“良法”必须在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上体现自身的“个性价值”。一部成熟的反垄断法就应当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需要它在体现法律基本价值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其个性价值。笔者认为，对于反垄断法来讲，其个性价值更多的体现在其效益价值上，进而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在一部具备良法性质的反垄断法应当是在体现法律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处处体现出其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一面，只有这样，反垄断法才能在市场经济下起到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