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律师的出现和草根NGO的生长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变的力量。中国律师在过去30年中的嬗变就是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中破茧而出，成为今天的“社会法律服务者”。在超脱生存压力以后，一些律师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关注平等和正义问题。民权律师和公益律师开始出现——有以保障劳工权利为目的的劳工律师，有以实现知情权表达权为目标的民权诉讼律师，有关注房屋拆迁的民生律师，有关注弱者如妇女、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援助律师，有以实现平等就业和教育权为目的反歧视律师等等。与律师作同样努力的草根NGO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一些领域出现。它们以维护自身和他人权利为目的，为公民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作出了努力，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替代着传统全能政府的某些职能。如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领域的NGO在推动公共政策的形成和改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NGO也在敲打中国结社自由和社会自治的制度大门。给非政府组织松绑，需要转变把非政府理解为反政府的“阶级斗争观念”，这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变革。
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是政改的动力。传统的集权型体制必然给地方政府、地方社会的发展造成诸多不利。任何地方政府都有天然的扩权趋势，也有改革的内在冲动。地方政府直接面对百姓，必然要顺应老百姓的要求。基层政府与老百姓的矛盾冲突，往往涉及体制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对体制的弊病比中央政府体会更深，改革的要求也更迫切。如一些地方的扩大直选改革、公推公选干部改革、公共预算改革等，都是地方和基层党政机构顺应民众要求主动进行的创新改革，成为新的推动改革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媒体和公众舆论是改革的重要力量。本世纪以来，中国媒体越来越活跃，对政府和官员监督者的角色日益凸显，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不再仅以“上头”的指令和精神为导向，而会更多地考虑民众的需求。这就使它们必须“好看”，必须关注老百姓真正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争取更大的言论空间是它们的内在要求。这些年媒体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众多公共事件、众多的成功案例，像圆明园环保案、厦门PX事件、彭水诗案等，都有着媒体的身影。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使公民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空间，成为对公共政策和政府官员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像南京一官员在公开场合下戴的手表和抽的香烟都被网络放大，就反映了网络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
“自上”的动力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已基本耗尽，而民间“向上”的动力正在萌芽并蓬勃生长。中国改革的新动力在民间，在于每个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