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犯了圣意，您认为是诽谤，要派警察去抓他，我上书劝你，说：上书不激烈迫切，不能激励上级的意志，如果言辞激烈就被认为是诽谤，那以后谁还敢给您提意见？您当时虽然听从我的劝告，还赏赐了物品二十种，但您思想上是很不愉快的。由此可见，您现在政权稳定了，国家昌盛了，您个人的特权思想也跟着膨胀起来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也淡化了。

　　太宗听了魏征的话，十分真诚地说：的确像您说的那样，如果不是您，也没人能对我说这样的话，自己的变化自己混然不知，等你刚才说出来之后，我才惊异于自己的过失，你一定要经常这样提醒我，我一定不违背你的话。（诚如公所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觉，公向未道时，都自谓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过失堪惊。公但存此心，朕终不违公语）

　　在说到隋朝政府违法乱纪时，魏征讲了一个案例说：当时发生了一起盗窃案，隋炀帝下令叫於士澄去追查罪犯，并限期破案。於士澄只要看谁像贼，就抓起来严刑拷打，含冤自认是贼的有两千人。隋炀帝便下令在同一天将这两千人斩首。当时的大理丞张元济觉得这个案子好生奇怪，就试探着问了几个作案人的情况，就有六七个人在发生盗窃案的当天，已被监禁在别处的狱中，才被释放出狱，又遭抓捕，由于忍受不了酷刑的苦痛，自己屈认参加了盗窃。张元济因此更加认真地追究询问，结果在这两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行踪不清，并且在这九人中，还有人能够证明其中四人根本不是贼。但因隋炀帝已下了处决令，无人敢上奏实情，便将这二千人全部杀了。

　　听了这个案例，唐太宗十分痛苦地说：不仅隋炀帝无道，他的臣子也不尽心办事，忠臣一定要匡正规谏，不怕诛杀，怎能专干谄媚奉承，苟且讨得国君欢心的事呢？一个国家的君臣全都这样，那有不灭亡的？我希望你们能共同辅佐我，严格依法办事，让老百姓有法可依，有理可讲，从而使我们的牢狱空虚。

　　由于唐太宗严格依法治国，坚持少杀慎杀的刑法原则，在贞观四年，全国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监狱也大为空虚。

　　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人李好德患有间隙性精神病，说了些荒谬诳惑人的话，太宗下令审问这个案子，蕴古向太宗说：“李好德患精神病有证据，依法不应治罪。”太宗答应打算赦免。蕴古秘密地将太宗的旨意告诉了李好德，又让李好德陪他下棋，御史万纪弹劾张蕴古，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在长安东市处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