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何种案件中需要寻求媒体监督，这个问题在我之前一直强调的律师追求中，已经可以找到答案。是否寻求媒体介入，就应该看是否能够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在个案中，如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最大的实现，那么，公正也就在个案中实现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公正的应有之义。

　　在对方虽然存在重大瑕疵，但是，寻求媒体非但无法解决问题，而且有可能火上浇油的案件，寻求媒体监督就更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这一点，我也是用一个我亲办的案例来说明，可能大家很比较容易理解一些。这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处级干部的受贿案件，在侦查阶段，检察院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这被检察院自己的监控设备给录了下来。根据这点，我们据理力争，同时向上级领导积极反映，经过一番博弈之后，检察院由于害怕自己刑讯逼供的行径被曝光，所以最终作出了酌情不予起诉的决定。期间，如果我们采取了寻求媒体介入的方式，那么，双方必定会针锋相对，违法行为被公诸于众的检察院肯定会置当事人于死地，以反证他们是正确的，避免承担刑讯逼供的责任；而且，目前社会普遍仇官心态严重，此事曝光，即便存在刑讯逼供，当事人也不一定会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情况下，我们以检察院存在刑讯逼供的事实为突破口，死死抓住，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了不诉这一多方妥协的结果。在这种案件中，寻求媒体曝光，将对方的瑕疵公诸于众，只会令对方“背水一战”，将案件办成“铁案”，即便有冤情也无处可申。

　　另外，在遇有媒体介入将会导致司法不公时，如果媒体想要介入，律师就应该进行危机公关，或采取其他方式，避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一方面，我在2004年所亲办的“中国妨害公务第一案”很能说明问题。当时，身在福建省的一农民被当地公路局通行费征管办公室口头认定为“多次闯关”，稽查队队长等人欲强行将其车辆扣押并开走，从而引发争执和打斗。后该农民等六人被指控“暴力抗法”、“妨害公务”。涉案人员不服控诉，找律师为自己辩护，但在福建省范围内竟无律师敢接受该案。绝望中，当事人只好辗转之北京、广州等其他城市，无奈，大部分律师同样认为该案无胜诉机会。最后我介入此案，组成律师团前往福建作了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和交涉，并由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件研究中心出具了论证意见：六名涉案人员不仅不是“暴力抗法”、“妨害公务”，相反，当地公路局在无扣车权的情况下，暴力扣车，属典型的违法行政。但是，当地的检察院、法院乃至媒体，却出奇一致地认定六名涉案人员属于“暴力抗法”、“妨害公务”。一审法院判决“妨害公务罪”罪名成立，后经上诉，二审法院作出了减轻刑期的终审判决。在这个案件中，媒体显然站在了事实的对立面。那么，律师就应该通过积极协调的方式，竭尽全力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虽然我最终没能为当事人争取无罪的结局，但是，由于几名被判处刑罚的当事人已经被羁押有一段时间，判决的刑期折抵羁押的时间，在宣告判决那一刻，其实当事人就已经自由了。其实这也是中国司法实务中的怪象，在公检法步调一致时，又有媒体对当事人进行负面报道，一味争取无罪的结果只会令当事人雪上加霜，所以我也只能在现行的制度下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的最大化。

　　结语　多管齐下，以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导向促进公正，律师在携手媒体的同时还应“另辟蹊径”

　　实际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是公正在个案当中的体现。律师追求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本身就是在推进司法公正。转型时期的中国，律师在媒体搭建的舆论监督平台上发出声音，专业与客观相融，律师与媒体良性互动，在个案中确实能够体现推进司法公正的作用。尤其是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时，让一切都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进行，你方唱罢我登场，孰是孰非，现行制度是否存在问题，症结又在哪里？通过个案的具体演绎，种种问题被发觉，这是我们的法治得以进步的基础。当然，回归到对于案件的处理，律师也不应仅仅依赖与媒体，而应多管齐下，以追求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为导向，通过整体司法过程的参与促进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