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法律有关的公共事件中，近期才发生的复旦博士奔丧案、上海大楼起火案，都反映了转型期中国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当然诸如此类的案件还有很多，除了之前说过的躲猫猫案、孙志刚案，钓鱼执法案、邓玉娇案、开胸验肺劳动仲裁案、杭州飙车案等都是与法律有关公共事件的典型。

　　我本人也处理过不少与这方面相关的案件，其中，一起打击盗版侵权的案件较为经典，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方的当事人是一家从事教辅书籍组稿、代理发行等业务的企业。当时，我方当事人所发行的一套教辅书籍被他人抄袭，这种抄袭行为毫无疑问侵犯了我当事人的着作权。那么，在这个案子中，要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律师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起诉势必需要取证，同时涉及对抄袭的认定，诉讼的旷日持久又是当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这么处理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实，对方不仅抄袭我方当事人，他所发行的抄袭书籍还没有书号。由于当时恰好是开学前后的事件，关于教辅书籍是当时的一个热点话题。对方所发行的没有书号的书籍在广东省内各大书店均有上架，而且，广东省内的不少学校还指定使用这些无书号的教辅书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寻求媒体主动介入，后来对方非法经营出版物的行为被南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所报道。在此事成为“盗版教辅书籍大量流入学校”的公共事件后，有关执法部门迅速查处。只是短短的几天时间，当事人就“夺回了”本来属于他的市场，而且，出版市场存在的问题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为社会铲除一害，一举两得。

　　在这些案件中，律师作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一方的代理人，为了避免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在维稳旗号下掩盖事实、低调处理，律师就应积极寻求媒体的介入。对于律师来说，在不那么“透明”的博弈过程中，为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要求媒体进行监督，使舆论，密切关注案件的进程，在众目睽睽之下，有关部门还是要秉公处理。而且，由于此时的当事人一方作为权益受侵的典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常都是某些不合理制度的现实受害者，因此，此类案件通常反映某种非正常的社会乱想，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对于这些案件的披露与争论，反思问题的存在，确实能够推进转型时期中国的司法公正。

　　除了与法律有关的公共事件以外，可能存在司法不公的案件，律师寻求媒体介入，在很多情况下，同样是必要的。对此，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最近我所办理的一起重大离婚案件。

　　在我们当事人与她“前夫”的离婚争夺战中，我们巧妙地借助媒体，使得舆论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方。央视的今日说法栏目以及信息时报、新快报、羊城晚报等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先简单介绍一下案情：我方当事人是离婚案件中的女方，姓赖。她与邹某结婚16年，共同在广州花都经营一家皮革商行并有了分店，本以为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她，无意间竟发现老公在外与她人重婚长达12年。东窗事发后，老公邹某同意离婚并大方放弃千万夫妻共同财产，“净身出户”。不想，与此同时，他也提出有多达2000万元的借款尚未偿还，让赖女士承担。而且邹某还提供了相关证据，其中法院一份标的563万多元的调解书及两份认定125万元债务的判决书似乎是无可辩驳的铁证。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些裁判以及调解所依据的凭证，极有可能是邹某与他人串通，共同伪造的。不过，尽管我们提出了一些质疑，但却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极有可能仅凭这些错误的裁判与调解书，就直接认定多笔债务是真实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即便我们直接向审理离婚诉讼的法院提出其中可能存在问题，由于这两份裁判文书同样是审理离婚诉讼的法院作出的，就算是被蒙骗，他们也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那么，我们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呢？其实，诉讼诈骗是近年来司法实务中比较典型的一个问题，在民事诉讼中，串通他人蒙蔽法院，使法院根据子虚乌有的“事实”作为裁判，以此来转移自己财产或侵占他人财产，这在离婚案件中比较常见。因此，我们选择将战场移至法庭之外，以诉讼诈骗为缘由吸引媒体关注。之后，信息时报、新快报、羊城晚报等进行了报道，而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也进行了专题报道，随即邹某的重婚行为就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诉讼诈骗问题也在调查之后，虽然案件仍在进行当中，但是，我相信，阳光之下，我们为赖女士争取合法权益最大化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