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其中最令人关注的还是对媒体恶意倾向性报道追责的规定。规定强调，对违反法律规定，包括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现代媒体的舆论监督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既然是一种“权力”，那么也同样存在滥用或行使不当的可能。转型期的中国需要这种“第四权力”来调整“原有”权力制衡的失准，但是，掌握这种“权力”的媒体也要正当合理地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力”，对于正常的审判活动，应尊重其独立性与公正性，切勿进行恶意的倾向性报道，“绑架舆论”向法庭施压，以达到炒作的不当目的。

　　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体既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及时、全面、准确地客观传递民意，通过对典型个案的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要保持清醒的角色自律意识，避免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恶意炒作、恶意倾向性报道，避免出现断章取义、挑拨是非，干扰司法正常独立裁判的非理性举措。

　　司法公正需要客观的媒体监督来助力，而非不当的舆论炒作来添乱。转型期的中国，也只有在善意的、建设性的媒体监督下，真正的司法公正才能实现。那么，律师在个案中借以发出声音的媒体，就必须是忠于事实的媒体。对于典型个案法治意义的细致阐述，通常需要经过深度调查以及时评等高度关注现实中国，具有深度以及广度的版面进行报道。而在我以往的交友经验中，这些版面的记者与评论员，通常也都是关注改革的先驱，他们的媒体良知与责任，能够确保典型个案的报道与评论，对转型期中国司法公正的促进推动作用。

　　有良知的媒体是关注现实中国，“客观报道一切”，监督政府，引导民众，当然，这一切也离不开他们的亲密战友——作为权利代言人的律师。律师的尽职是与媒体的良知相对应。尽职的律师与“志同道合”的媒体通力合作，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才能在个案中促进公正。律师的尽职首先要求律师的专业，律师的职责是帮助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的最大化，要做到这一点，律师必须要专业。只有专业才能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只有解决问题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有可能实现最大化。在一些典型个案中，帮助当事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律师，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想要突围，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媒体的曝光。讲到这里，或许又会有这么一种担忧的声音出现？律师既然是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也就是说律师是有倾向性的，那么，律师通过媒体发出声音，寻求对个案中一方当事人的支持，是不是本身就会影响司法公正呢？其实，媒体对个案的报道，目的是引发社会的关注，不是律师“一言堂”，而是各界齐来参与讨论，孰是孰非，并不是律师说了算，而是“真理越辩越明”。相反，律师在媒体搭建的舆论监督平台上，立足事实，进行有理有据的专业分析，对非理性的“民意”具有引导作用。

　　当然，专业尽职也决定了，遇有可能存在司法不公的案件，律师一方面要“敢言”，即运用证据与法律，借助媒体将案件暴露在阳光下，通过专业的法律分析，以维护当事人利益，实现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又要“慎言”，不应“胡说八道”，“颠倒黑白”，一味地“做广告”，以混淆视听的方式不适当地张扬自己。

　　（三）以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导向：寻求介入还是危机公关，三思而后行

　　刚才，我从媒体与律师本身出发，强调了律师在个案中引入媒体监督，媒体必须终于事实、不能恶意炒作，律师必须专业尽职、不能胡说八道。那么，各位肯定还有一个疑问，回归个案，是不是所有情况都适合媒体介入进行曝光？哪些个案才适合借助媒体进行监督呢？与法律有关的公共事件、可能存在司法不公以及民告官这三类案件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