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司法过程中，基于一种经济利益的角度，为了使新闻具有更强的震撼性，有时难免对案件进行不适当地渲染，通过煽动民众的情绪造成社会舆论影响，从而形成舆论引导和强迫审判的局面，使司法受到来自社会公众及各方的影响和压力而不能自主公正裁判。最极端的例子，那就是在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案件中，媒体在事发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介入，并保持一种密切关注，对公众关注的热点和疑点进行密集地连续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在主观上或许没有引导舆论对司法施压的故意，但由于“不合时宜”的报道以及“过分夸张”的渲染，这在客观上确实造成了鼓动民众，激发情绪宣泄的不良后果。

　　但是，媒体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舆论监督是监督的一种。新闻媒体具有传播信息、形成公意、造就舆论的功能，他们是公众实现知情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舆论监督是公民知情权与自由表达权的体现，代表着公意对权力的“二次审判”。在法治环境中，作为一种终局裁判、解决社会纠纷的权力，司法公正虽然排斥舆论干预，但是，它同样需要被监督。光有法律的条条框框，缺少监督的司法，同样有可能偏离它原有的轨迹，导致不公结果的发生。只是，在法治国家，由于存在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有效机制，加上民主化程度比较高，司法公正已经得到较为有效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对舆论中非理性因素的保留态度，司法讲求独立，排斥舆论的干涉。

　　但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不公甚至是司法腐败还一定程度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司法作为一种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目前，体制内的监督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甚至，司法还容易受到其他权力或特殊利益的不当影响。我们常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不受监督的司法程序与审判结果，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在体制内的监督失灵，在这样一个法治转型期，“体制外”的媒体监督是推动司法走向公正甚至是独立的强大动力。新闻媒体具有传播信息、形成公意、造就舆论，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的功能。媒体舆论监督是公民知情权与自由表达权的体现，在特定的背景下，代表着私权对公权的制衡与监督，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要被纳入被媒体监督的视野。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有疑问，刚才不是还说舆论会对司法独立甚至是司法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吗？确实，法治需要被信仰，而媒体监督也不应利用民意不正当地干预司法，尤其是在真正的民意很难确定的情况下，代表民意的“媒体监督”容易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我们是否想过，在司法存在不公的情况下，谈论司法独立，又有何意义呢？在有其他方面不当干预的情况下，要求司法排除媒体监督，实现独立，是否又是为时过早呢？在没有相对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作为司法公正的保障，民众的声音在制度内又缺乏必要的反映平台，这种情况下排斥媒体舆论监督，多少就有些因噎废食的意味了。如果没有媒体，佘祥林、赵作海还在狱中蒙冤，收容遣送制度也不会因孙志刚之死而废除，牢头狱霸也依旧在没有真相的看守所、监狱中“躲猫猫”……在转型期的中国，对于推动法治而言，媒体监督的作用不言而喻。

　　（三）存在即合理：转型时期律师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需要借助媒体践行心中的公正

　　那么，我花了相当的时间来说明转型期中国的司法公正需要媒体来参与，或许大家又会有一个疑问，这又跟今天所讲的“一号主角”律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我又要再讲讲一个“题外话”——律师追求的是什么？律师的作用又在哪里？

　　当下，社会对律师有太多的偏见与误会，认为律师无非就是见钱眼开的“讼棍”。在寻常百姓眼中，律师应该如英美大片中的扮演者一样，是追求公平与正义的使者。但是，作为同行，我们都清楚，律师追求的不是公平与正义！律师追求的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律师追求的不是公平与正义，此言一出，可能有些同行要为我捏一把冷汗，如此出格的言辞，哪怕就是事实，也不应该这么不加修饰地表达出来啊！在目前仇富仇权情感极其浓厚的社会氛围中，这么一句话可是“冒天下之大不讳”，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