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现代环境保护理念和制度的缺位。《
环境保护法》规定的限期治理、排污收费、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等基本制度，侧重于政府管制方式，对市场方式的采用极为有限，没有体现现代环境保护理念。[1] 对于国际社会所倡导的环境新思潮、新动向未加以把握，严重滞后于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趋向，且严重脱离我国生态建设的实际。基本上没有涉及环境权、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制度，留下了大量的制度空白。
第三，环境责任制度缺乏可操作性。《
环境保护法》对于环境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没有理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政府以及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职责和权限划分不明确具体，且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在环境责任的承担上侧重于“轻罚”、“轻刑”理念，也不利于有效预防和杜绝环境问题的产生，对于重大污染环境主体，无法起到警戒作用。因而应当引入瑞士、新西兰等国家的做法，将重大环境污染的诸多违法事项引入
刑法，加大对环境犯罪的惩戒。
总而言之，在《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中，应当结合国家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客观实际，对立法目的、修改模式、环境保护理念、制度体系等重新进行定位，以适应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二、《
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的定位
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环境立法的目的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美国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第4321条为国会的目的宣言：“本法的目的在于：宣示国家政策，促进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充分和谐；努力提倡防止或者减少对环境与自然生命物的伤害，增进人类的健康与福利；充分了解生态系统以及自然资源对国家的重要性；设立环境质量委员会。”[2] 日本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第一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制定环境保护的基本理念，明确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事）业者及国民的责任和义务，规定构成环境保护政策的根本事项，综合而有计划地推进环境保护政策，在确保现在和未来的国民享有健康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为造福人类做出贡献。”[3] 加拿大1999年《
环境保护法》开宗明义地宣称“本法的首要目的在于通过污染预防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4]
